田辰山 | 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谣言:攫取个人财富的“科学”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赚钱是主要方面,提供好的服务是次要方面;还可说,赚钱是动机、目的,提供服务是效果、手段。想想吧,“提供好服务才会赚钱”说法,为什么是一个谣言?因为二者必然内在逻辑已是决定了的,如果不提供好的服务,或者提供更坏的服务甚至害人的服务,也都可以赚钱,而且可以赚大钱,那么就不会有赚钱同提供好的服务相联系这么一回事了。其实即便有这种情况,它是偶然性特例。把偶然性特例说成是一般真理,正是这里,这种经济学理论逻辑立刻现出它是编造的谣言了。

【本文为作者田辰山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田辰山:人民主动、社会主义主动、中国主动、世界主动!——是认清一个现代社会总谣言的时候了!(一)

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谣言:攫取个人财富的“科学”

——是认清一个现代社会总谣言的时候了!(二)

田辰山 | 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谣言:攫取个人财富的“科学”

6)亚当•斯密的“资产阶级哲学谣言”——攫取个人财富的“科学”

今天这个时代似乎受点教育的人谁都知道亚当·斯密写了一本《国富论》,成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谣言的“圣经”。人们不能不想想,斯密临终要求烧毁他的所有手稿,是为什么。[1] 也许在讲斯密的“资产阶级哲学谣言”之前,应当很有帮助,如果我们了解一些关于他个人的形象。按照当时人们描述他,说他有些古怪,常令人可笑地发呆,紧张抽搐、说话口吃、步态怪异,有一种不好形容的对人亲切。大家都知道他从小时候即有自言自语毛病,有臆想同别人饶舌聊天而露出傻笑的习惯,而且一阵阵犯假想症。斯密因为一些怪异行为成为人们的笑料,比如他把面包和黄油放进茶壶,然后饮用,对人说这是他人生以来喝的最糟糕的茶。还有,一次大白天他穿着睡衣在大街上走,还做着梦,在市郊一直走了15英里,直到走到一座教堂,教堂的钟声将他唤醒。斯密“从未”让人画过像,对他生前曾是什么面目,都是在死后人们凭着对他的记忆描述的。[2]

1、斯密续编了“自由主义哲学谣言”

如果我们要理解斯密的《国富论》反映了他什么世界观,了解斯密是什么宗教观点,这很重要。我们知道,虽然他父亲属于基督教苏格兰教会、是一名很强信念的教徒,可是斯密本人表示拒绝信仰基督教。大卫•休谟是斯密亲近的朋友和同事,在大多数问题上都赞同休谟的立场,而休谟在当时被人们认为是个无神论者。当然休谟在现代哲学家之中究竟是什么立场的观点,仍是有争议的。不过我们注意到,斯密在《国富论》提到人类对“自然界伟大现象”的好奇感,比如“辈辈繁殖、生命、生长和植物、动物的消亡”,引得人类“探寻它们的原因”;斯密在这时说:

【“迷信的首先企图,是满足这种好奇心,把一切美妙现象都归结为直接神的作用(immediate agency of the gods)。”】

从这里可以考虑,斯密应倾向不信基督教。

对斯密写《国富论》具有直接影响的,无疑是霍布斯和洛克二人的自由主义哲学。有理由说,斯密是在他二人的“哲学谣言”基础上,又继续编织出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谣言”。如上节所述,霍布斯提出的,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出于自私自利本性驱使,互相必然产生利益的冲突;所以,人的环境,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这样要有一个超乎社会之上巨大力量,国家是这种力量的化身。斯密写道,霍布斯告诉我们,财富即是力量。[3] 巨大财富是取得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办法。有了这样的力量等于有了肯定可以具有购买该时市场的一切生产劳力的指令力量。一个人财富变成更大还是更小,是准确地同这力量的大小成正比,或者说取决于人的劳力数量,还可说取决于另外人劳力的生产数量,这力量给予他购买和给以指令的能力。 [4]在霍布斯“哲学”之上,斯密要编织的《国富论》是关于如何将“私有财富转化成统治和军事权力力量”的“科学”,也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如“资产阶级的哲学谣言是什么”所述,洛克提出“允许无限积累金钱,因为金钱是不会被糟蹋的”,斯密写道:

【“洛克先生区分了金钱和其他动产的不同……所有其他动产是可以浪费或挥霍掉的……金钱是长久朋友……金和银……是一个国家动产的必须和本质的部分……积累金银,应该是国家最庞大的目标。”[5]】

我们在以“启蒙”名义登场的各种不同“理论”的大相径庭与相互对抗中看到,作为十八世纪的“哲学”运动,“启蒙”的明显标志是挑战宗教教义与价值观。在这个方向上兴起的是一股走向“一己主义”(individualism 翻译为“个人主义”不够确切)潮流。会同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由主义派,大多数权力斗争(政治)思想家无一不把人假想为单子个体,把社会假设为追求个人自私目标的独立个体的组和,皆是声称,一己个人要从威权“不合理”的桎梏下自由。

2、最包藏祸心的谣言——“人人追求私利,所有人得到最好结果”

会同在这一潮流的斯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特色(他也被誉为“哲学家”)在于宣称,从“威权”下解放的目的的手段,是放开手让单子个人追求自私的经济利益;而且扬言,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6] 资产阶级“哲学谣言”在斯密《国富论》得到集中陈述,而且是开场前提。《国富论》洋洋38万多英语单词分成两大部、五卷之巨作,不是斯密自己的什么哲学新论,而是特殊地以一般读者为对象“述而不作”的通俗化讲述书籍,目的是作“经典经济学”思想普及。对我们来说,其实大可不必抱太多好奇,只要知道它无非是同自由主义“哲学谣言”基于一样的虚构假设和毫无经验事实根据的“一多二元”“哲学”(倘若不是为了进一步对它消极影响的肃清),也已经够了。

斯密从虚构的社会进化论谈起,告诉人们“政府放任”、“自由市场”是现代社会进步的标志;需要建立起新社会机构组织从事市场的交割。斯密极力推广的关键“哲学谣言”,是“政府放任”的两个虚构逻辑:1)政府必须减到最低程度干预和向自由市场征税;2)由一只“看不见的手”起到对市场供求的指导作用。这种假设逻辑全部是基于一个简单谬误哲学,即“每一个单子个人去谋求自身利益,则不经意地有利于给所有人带来最好结果”。斯密竭力说服人们:出售人们需要的产品,生产者希望的是赚钱;如果他能最好地满足客户需求,他即可得到金钱回报;他以为个人赚钱为目的做事的同时,提供了人们需求的产品。[7]

《国富论》在“主调”上同斯密先写作的《道德情操论》不一样。他说人在精神上应该可以控制和管束欲望冲动,这要依靠可把人从事的生产朝着有益于社会导向的组织结构。其实,听到他的这个话,使我们记忆中立刻对应的,是马基雅维利讲的“virtue”(德行);他说追求权力(politics)有它本身规律,是“科学”(也即手段),也是所谓“理性”,所谓“会算计”。马基雅维利提出,“德行”是“大男子气”(“manly”)和懂得长远谋算;成功的权力斗争人知道各种场合怎么做和怎么说,懂得从所有角度看。 [8]不要误会,这里不是讲道德,而是说,为了夺取个人权力,会用一切手段。此时在斯密这里,意味着为了成功获得个人财富而懂得算计和管束自己行为(或曰自律)。它不是指对行为本身不道德,不符合人与人互相恰当关系而要控制自己,不是针对因为支配行为自私欲望本身而有的不适当或不道德行为。

很清楚,斯密的将追求个人利益行为朝着有益于社会导向的组织结构(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不是把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引导到有益于社会动机的转化,而是更强调追求个人利益动机的自然合理合法性。在这里我们就来到斯密沿袭霍布斯、洛克的自由主义哲学乃至整个哲学传统一以贯之的虚构性假设:“人性是天生不好的。”斯密说,竞争起着对这一组织结构的支撑作用,“竞争是我们在娘胎里来到我们身上,永远在我们身上,一直到走进坟墓”。 [9]只要稍加思考,即可明白,斯密这里编织了一个极其不靠谱的谣言,把特殊条件社会的一部分人自私行为制作为一个绝对不可改变的人性不善“哲学谣言”,把它认定是永远的、无论什么世界观的,什么条件下社会的、人人如此人性不善。显然是将之属于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很少数不正常心理所谓“人心人性”,夸张为并强加给人类每一个成员。恐怕任何一位有点良知(知道人是什么)的人,作为人类的大多数人口,都决不会接受这种编派到我们身上的谣言。在这种无端编派的做法之上,继而端出“人人追求私利,所有人得到最好结果”,如果不是一个最包藏祸心的可怕谣言,能是什么呢?

3、谣言就是谣言,它毫无事实根据!

为什么说同霍布斯、洛克自由主义的一套一样,斯密的《富国论》也是“资产阶级哲学谣言”呢?因为资产阶级一群人特别独钟这一套“哲学三观”,因为它是这样一套没有事实根据却很能忽悠奏效的“流言蜚语”。一直与自由主义捆扎在一起诸如竞争的一己主义、私有财产权利、限制政府权力、自由市场、代议制民主、将社会分割成隐私与公众两方等“理念”。这些是贴着自由主义标签所谓在社会各种范畴实行个人自由,而本质是建立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霸权。这些要点虽被装扮成“哲学”,却不乏遗憾的是,尽管好听,听起来好招人喜欢,然而残酷得很,它是“谣言”!谣言背后的真相,不少是让人不敢想象、令人咂舌失语的、伴随道德沦丧、无所不用其极的卑鄙龌龊真相。自由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在有心人面前,其实一点也经不起推敲,很容易裸露出是,只有利于积累私人财富的臆想虚构,被戳穿之后,只显露为没有事实根据、自相矛盾,喧闹一场之后被嗤之以鼻的谣言。

第一个天大的没有事实根据的就是“God”或“Deity”的假设虚构存在,甚至在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都用不着牵涉它,不用正式承认它,这是因为你只要把人作为单子个体立作一个逻辑前提,你就等于默认了它这个天大虚设,因为“人作为单子个体”是基于这个首先“God”造物主存在的虚设前提,“造物主”把人造的是一个个单子个体,造成人与人之间没有内在联系,人人都有一个造物主赋予的同样本质灵魂。

第二个随之而来的没有事实根据瞎编谣言是“竞争”;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好好活、来搞好关系的,而是为了打斗、不好好活着才来到这个世界的。为什么这样啊?因为人都是独立单子个体,没有内在联系,只要人与人相遇则必然是二元对立竞争关系。中国人脑子如果没有毛病,如果是个稍微有点心的人呢,怎么会认可这种逻辑?况且,对这二元对立竞争关系逻辑,还得必然要把它视为是绝对性和天经地义普世性的。

第三个后续而没有事实根据的编造谣言是“人性自私”。这在假设编造逻辑上有点顺理成章,因为假设“God”造物主,原是要反对“人性自私”,要以“真善美”造物主来统治世界。到了现代、以至从尼采宣称“God死了”时候起,世界就被假设成不存在“真善美”了,只有“人性自私”作恶了。所以斯密说人性自私、竞争是天生欲望,是人从娘胎里带来的;是把“人性自私”和“竞争”作为互为先决逻辑条件了。“人性自私”和“竞争”都是虚构假设,没有事实根据。根本揭露、可以推翻这种谣言的理由就是:一、God造物主不是经验事实,人是独立单子个体、人性自私和“竞争”是天经地义,则也很简单不是经验事实;二、人可经验的事实是,人性本身不是一成不变、静止本质的,而是说的人作为区别于动物的智性,即人是有善于认识个人、家、国和天下关系能力的。所说人性自私,比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本不是人性天生是一个或者好或者不好的“质”,好与坏,都是后天效仿、学得的,是人所处的好或不好环境影响的。即使是坏的环境影响了许多个人人性的不好,人世的不好人性也总是少数。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可以教育的,所以好的社会强调,做人教育是很重要的。大多数人是人性好的,是可教育和因为接受好影响而人性好的。此外,还可在经验中发现,人性好坏常常其实是信仰问题。一个人信仰人性善,他自然会努力使自己人性向善;相反,一个人信仰人性恶,他必然不屑于有机会学习人性向善,而会自甘堕落走上人性向恶。这个道理其实简单得不言而喻。所以,斯密提出建立竞争的社会组织结构,是基于没有事实根据的哲学谣言,是无端编造的故事。

斯密不是一个信奉和强调唯一“God”这一哲学概念的哲学家,却还是在来源于那个“God”造人故事基础上、按照人作为“独立个体”(independent individuals),以它作为成就《国富论》的哲学前提(其实是无事实根据“虚构”、“假设”基础,所以堪称以哲学谣言、哲学谬误为前提)。这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人”、“人是怎么回事”的哲学命题。斯密在这一点上有点像休谟,虽然已然对假设“God”宗教或哲学抱有怀疑主义甚至否定态度,但却不能解决人是“独立个体”这一谬误概念,因此仍保留、包含“God”假设哲学隐含的人是独立本体质相(identity 或 substance)的内涵意义。斯密虽然在一边说人是利己的,另一边还要说人是有同情心的,这种将两方面二分法并列涉及,同时混合在一起,依旧是没有经验事实逻辑的谬误或谣言,因为他没有解决二者的特殊逻辑关系问题。他这样所成就的现代经济学,是并无切实基础可立住的理论,把这个理论也搞成了无事实根据的假设,使它流于一个经济学谣言。

其实我们留点心、动动脑筋,斯密煞有介事宣称的那只“人人追求私利,所有人得到最好结果”的“看不见的手”,对它为什么是谣言就不会有纠结。这是因为“人人追求私利”同“所有人得到最好结果”二者之间有着“动机与效果”或者“目的与手段”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关系,如果目的或动机是“人人追求私利”,“手段”或“效果”成了“所有人得到最好结果”的话,这逻辑一下子就荒唐了。

任何事情都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除了神经出问题的人,任何人做事都一定有“动机和效果”或曰“目的和手段”。斯密这个话语的硬伤在于对这两种范畴不作区别。他把“次要方面”说成了“主要方面”,把“手段”说成“目的”,把“效果”说成“动机”,把“人人追求私利”和“所有人得到最好结果”颠倒了次序,一下子就失去了事实根据,一下子就成了纯粹虚构谎言、谣言。明明“追求私利”是动机、目的、主要方面,硬是把“所有人得到最好结果”也说成动机、目的和主要方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二者是不能直接划等号的。必须是一个主、一个次,一个动机、一个效果,一个目的、一个手段的。很简单,二者如果在这两种范畴上颠倒次序,结果决不像斯密所说的这样,而是恰恰相反。

我们中国有一句最近数十年不可小觑的名言叫做“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里“抓住耗子”是目的,而“白猫、黑猫”都是手段。这句谚语明确表示,目的确定了,手段是任意的,动机得到保证,效果是动机的效果,而不是其他效果,也即如果“追求私利”得到保证,它是“私利”效果的如何,而不是“所有人得到最好结果”的“效果”如何。也即是“追求私利”是主要方面,是决定方面,事物的性质取决于“追求到私利”,而不是取决于“所有人得到最好结果”。

很简单,“所有人得到最好结果”不是“追求私利”内在的必然效果。“追求私利”效果好,完全不必是“所有人得到最好结果”,甚至完全可能是所有人得到最受欺骗的结果。然而斯密不这么说话,可它是现实经济利益角逐造成的大量事实。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密的说法只能是谎言、谣言。因为“人人追求私利”实在是导致不出“所有人得到最好结果”的逻辑。这种话语只流于有一个欺骗效果。在这里对于斯密来说,其实是“怎么有骗人效果”,就怎么说话,因为模糊逻辑说话能骗人,所以就用模糊逻辑话来说。“祸心”是在这里包藏着的。本来,更有“真相可能”的逻辑反倒是:“不去人人追求私利”才可以致力于“所有人得到最好结果”;或者要是为了“所有人得到最好结果”,那么必须放弃“人人追求私利”的动机或者目的。这才是具有事实根据的逻辑真相。

其实一点不难理解,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赚钱是主要方面,提供好的服务是次要方面;还可说,赚钱是动机、目的,提供服务是效果、手段。想想吧,“提供好服务才会赚钱”说法,为什么是一个谣言?因为二者必然内在逻辑已是决定了的,如果不提供好的服务,或者提供更坏的服务甚至害人的服务,也都可以赚钱,而且可以赚大钱,那么就不会有赚钱同提供好的服务相联系这么一回事了。其实即便有这种情况,它是偶然性特例。把偶然性特例说成是一般真理,正是这里,这种经济学理论逻辑立刻现出它是编造的谣言了。

本来斯密自己承认,生意人经常是为赚钱而不择手段的,生意人以赚钱为最终目的,而且是为利润最大化才会采取无所不用其极手段,这比起既赚钱又提供好服务成为事实的几率,就更多了去了。很关键的是,通过提供更好服务达到赚钱目的的,即使是更大一部分或者是过半数的事实,剩下的那部分,无论是大小,只要是为了赚钱而去不择手段,社会大众也是经受不起的。中国老百姓会骂街,骂政府为什么不管一管。斯密这只“看不见的手”实则为谣言的症结在于,它的真相是虚构,至少它把部分现象虚构夸张成了全部。再看他的当然的目的是为了建构资产阶级霸权社会,是“政治经济学”。在这样前提下来说“人人追求私利,所有人得到最好结果”,就不能不是一个“哲学谣言”、“经济学谣言”,因为“目的”决定了,谬误的逻辑就是它达到目的最好的手段。是这个理由,它必须得是“谣言”。

4、资产阶级哲学谣言戴着黑白混合面具行骗

为什么“人人追求私利,所有人得到最好的结果”这样一个既可怜又简单、在逻辑上很容易败露为谣言的话语,那么貌似“真实”,那么能使很多人一下子感到很舒服、很爱听、很接受?原因是一件事物的好和坏对立的黑白两个面具混合,都戴在脸上了,很容易一下子满足一种有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心理欲望,但是缺少必要的逻辑理性思考。

这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产生最大欺骗性的原因,人们往往因为一个人或者一种话语,表示把一件事情的两方面都考虑到了,似乎就是将这件事物的两方面都作为它追求的意图了,似乎也有了最周到实现两个其实矛盾目的方法了,而其实它追求的是其一而已,让你感觉到它可以实现两种目的。这种话语具有欺骗效果的秘诀是圆滑,也即戴两个矛盾目的的混合面具,刻意模糊化或取消两个面具之间截然的差别。

它常常1)颠倒了手段和目的的最简单事实;2)把具体特殊现象夸张为普遍真相;3)缺少任何逻辑关系地把两件自相矛盾的现象混合起来平铺直叙地摆在一起,只给人“两方面的话都说了”、“此人考虑全面”的效果;而恰是用这种谣言效果来掩盖其要达到的建立资产阶级霸权国家目的的真相。斯密这样做的例子很多,例如:

对于斯密写了《道德情操论》也写了《国富论》,则想当然地简单以为“《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但对自利行为的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10]

“斯密对工商业者的工作甚为赞赏,但对他们的动机不无怀疑”;

“他对农工大众的利益颇为关怀,同情工人,认为合理工资对占社会多数的工人是必要的”;

“政府不干涉”对亚当·斯密而言,不过是个普通的原则,而不是一条绝对的原则;亚当·斯密心目中的政府,不是无为的;

“亚当·斯密竭力要证明的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主要是追逐利润的资本家﹞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的活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的这些论述为前提的”;

“斯密本人其实对看不见的手持不同的观点”;

“斯密用最严厉的辞句来评判那些想要制服、压迫甚至完全占有的权贵和统治阶级:‘一切归于自己,不留给他人任何东西,似乎是世界上所有时代的人类掌权者们可鄙的处世格言’”;

“斯密首次强调了大众的、市民的、个人主义的经济学的道德立场,论证了利己之心的合理性”;

等等、等等。

怎么才能看透这种“谣言”?应当发现,所有这些“另一方面”话语,都是假相,都不是他的“经济学谣言”所追求的真实目的!

透视黑白混合的面具,戳穿资产阶级哲学谣言欺骗性的锐利思想武器,是划分“一己个人”还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则是质问归根结底是为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利益、全人类的复制,还是为少数打着“人人追求私利,所有人得到最好结果”幌子而实质是资产阶级集团建立阶级霸权的利益。

根本在于资产阶级的想法、做法和说法中,根本没有人民,人民不是至上。为自己个人和为人民之间是存在一个根本界限的。资产阶级哲学谣言,利于它的阶级霸权意识形态,要害是取消这一界限,总是故意把为自己个人混淆为为人民,把为个人混同为所有人,把“人人追求私利”混淆为“所有人都得到最好结果”。这样编造哲学谣言的行为,本身无须事实根据。

大言不惭说为个人赚钱同时也服务人民,恰是阉割一个逻辑,是刻意把手段说成目的,将目的说成手段,以手段和目的相颠倒的技巧麻痹人们。这样掩盖的真相是:为自己的目的,完全可不择手段地对待人民。总结人类近现代历史和哪怕现在每天正在发生的事情,为私人资本利益,在私人资本霸权之下,已在根本上有过多少人民大众遭殃的祸事?以追求私利为动机、为目的,逻辑导向是必然的反对人民。斯密自己其实十分清楚黑白混合面具的问题,却仍然在哲学层次将黑白混为一谈,不为了精心制造谣言还能是别的什么?非常符合《国富论》根本计划,这是以“为了自己统治”混淆为“所有人得到最好结果”,建立一小撮人统治大多数人的威权、经济和社会制度,典型地在“哲学谣言”一叶障目之下,打造资产阶级霸权社会。我们不能不想一想,我们怎么就那么容易相信了斯密的经济学谣言,我们是真的智商不够,还是心有什么个人目的非分之想?

注释:

[1]参见 https://wiki.mbalib.com/wiki/亚当·斯密。

[2]同上。

[3]“Wealth, as Mr Hobbes says, is power.”

[4]“…… political power, either civil or military. His fortune may, perhaps, afford him the means of acquiring both; ……The power which that possession immediately and directly conveys to him, is the power of purchasing a certain command over all the labour, or over all the produce of labour which is then in the market. His fortune is greater or less, precisely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this power, or to the quantity either of other men’s labour, or, what is the same thing, of the produce of other men’s labour, which it enables him to purchase or command.”

[5]“Mr Locke remarks a distinction between money and other moveable goods. All other moveable goods……are of so consumable a nature……Money, on the contrary, is a steady friend…… Gold and silver, therefore, are, according to him, the must solid and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moveable wealth of a nation; and to multiply those metals ought, he thinks, upon that account, to be the great object of its political economy.”

[6]斯密《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

[7]参见“The Wealth of Nations,” https://www.investopedia.com/updates/adam-smith-economics/

[8]“Virtue”, “more Latin sense ‘manly’ and strategic calculation: the successful politician knows what to do or what to say for every situation, knows all the angles.” It reflects in [26.466.A] Machiavelli, The Prince.

[9]“The undergirding to that framework is competition, which Smith defined as a “desire that comes with us from the womb, and never leaves us, until we go into the grave.”参见“The Wealth of Nations,” https://www.investopedia.com/updates/adam-smith-economics/

[10]参见https://wiki.mbalib.com/wiki/亚当·斯密。

【田辰山,政治学硕士、哲学硕士、政治学博士。原北京外国语大学文教专家、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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