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I.罗宾逊:特朗普主义与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全球资本主义面临着深层次危机,既涉及结构层面,即积累过剩的危机,又涉及政治层面,即合法性或霸权的危机,这场危机几乎正在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普遍危机。美国的特朗普主义、英国的脱欧以及整个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新法西斯主义独裁政党和运动日益增加的影响,都代表着极右翼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反应。20世纪和21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方案之间既存在相似之处,也存在重要差异。前者涉及反动政治权力与国家资本的融合,后者涉及跨国资本与反动的、压制性的政治权力的融合,其中的权力体现了跨国资本的独裁。反击全球警察国家和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阵营中必须包括由大众和工人阶级力量领导的广泛的反法西斯联盟。

以美国的特朗普主义为突出代表,世界各地新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的和右翼民粹主义的政党和运动日益增加的影响引发了一场关于法西斯主义是否再次抬头的争论。反对新兴的21世纪法西斯主义方案的人常常对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进行描述,然后指出它与新世纪极右翼运动之间的差异。部分问题在于二战后左翼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在面对任何威权主义的或右翼的侵犯时虚夸地指责对方是法西斯主义的混乱做法。虽然典型的法西斯主义与新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潮流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重要区别,但我认为,我们没有什么合法的社会科学理由来假设新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方案必须按照其20世纪的模式来进行。如果基于历史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我们警惕以下危险,即今天极右翼的叛乱可能会发展为彻底的法西斯主义,那么这种分析就成为了防止这种结果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

威廉·I.罗宾逊:特朗普主义与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无论是20世纪的典型形式还是21世纪新法西斯主义的可能变种,法西斯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特殊回应,例如1930年代的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资本主义正面临着一场深层次危机,这场危机既涉及棘手的结构层面,即积累过剩的危机,又涉及政治层面,即合法性或霸权的危机,这场深层次危机几乎正在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普遍危机。在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阶级特征仍然没有变化,即它是一种将资本从这场深层次危机中拯救出来的方案,但此时世界资本主义及其危机的具体历史特征与上个世纪有很大不同。正如我将在下面讨论的那样,世界各地主要资本主义部门的跨国化发生在基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威体系的政治框架内,这产生了一系列该体系无法处理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幽灵。

自2008年以来,我一直在撰写文章关注21世纪法西斯主义方案的兴起,但从未暗示过世界上有些国家此时已陷入法西斯主义。相反,全球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危机导致了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叛乱的左翼的、大众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叛乱的极右翼力量,在其边缘出现了公开的法西斯主义倾向。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方案正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市民社会中崛起。近年来该方案在赢得国家政权的竞争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某些情况下它已在资本主义国家站稳脚跟。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并不必然导致法西斯主义的结果。法西斯主义方案是否最终成型,这完全取决于未来几年里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如何展开。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探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和全球警察国家的兴起三者之间的联系。我将强调一点,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是跨国资本、国家中的反动政治力量和市民社会中新法西斯势力所构成的三角。

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与全球警察国家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每个重大的危机事件都涉及国家合法性的崩溃、阶级斗争和社会斗争的升级以及军事冲突,从而导致体系的重组。重组包括新的制度安排、新的阶级关系和新的积累活动,最终导致体系的重新稳定化和新的资本主义扩张。之所以说是结构性危机,是因为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体系重组,结构性危机大约每40—50年就发生一次。新一波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1870、1880年代解决了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结构性危机。接下来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它通过一种新型的再分配资本主义得以解决,这种资本主义被称为福特—凯恩斯主义的“阶级妥协”、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新政资本主义等。

通过走向全球,资本对下一次结构性危机,即1970年代的危机作出回应,为世界资本主义走向全新的跨国阶段或全球阶段铺平了道路,该阶段的特征是真正的跨国资本的崛起以及全球一体化的生产和金融体系的形成。通过走向全球,一个新兴的跨国资产阶级试图摆脱民族国家对积累的限制,并改变世界各地的阶级和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以便使其对自身有利。1980、1990年代,跨国资本经历了大规模扩张,包括通过计算机和信息学等新技术进行超级积累,通过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通过动员和剥削全球劳动力的新方式——包括新一轮的大规模原始积累——迫使数亿人流离失所。跨国资产阶级积累起大量的跨国权力和对全球资源、机构、政治制度、媒体和文化产业的控制。

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了世界各地前所未有的社会两极分化。根据乐施会的说法,2015年最富有的1%的人就拥有超过一半的世界财富,最富有的20%的人拥有94.5%的世界财富,剩下的80%的人仅仅拥有5.5%的财富。地球上的财富极端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人加速贫困并被剥夺,这意味着跨国资产阶级找不到有效的出口来卸载它所积累的巨大盈余。全球经济中一系列规模较小的波动是2008年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前奏。作为自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大衰退标志着积累过剩的深层结构性危机的爆发,这意味着累积资本无法找到有利可图的进行再投资的出路。2008年危机后公司利润大幅增加并接近历史最高位,同时企业投资下降。伴随着未投资资本的积累,找到卸载盈余的出路的巨大压力也日益增大。资本主义集团迫使国家创造新的盈利机会。面对停滞不前,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国家求助于一些相互关联的机制来维持积累。

第一种机制是债务驱动型增长。美国一直是全球经济的“最后市场”,2017年美国的家庭债务几乎处于战后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自2008年以来,几乎每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家庭债务收入比都保持在历史高位并不断恶化。同时,作为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的指标,全球债券市场逐步扩大,现已超过100万亿美元。2017年美国政府债务超过20万亿美元,同年全球债务总额达到惊人的215万亿美元。

与债务驱动型增长密切相关,第二种机制是通过紧缩、救助、公司补贴和赤字开支重新配置公共财政,政府直接和间接地把财富从劳动人民手中转给跨国资产阶级。为了弥补政府预算赤字,也为了补贴私人积累以保持经济运行,政府向投资者发行债券。然后,政府必须通过从工人阶级当前和未来的工资中提税的方式,连本带利地偿还这些债券。

第三种机制是金融投机的升级,扩大生产经济与“虚拟资本”之间的差距。最近几十年金融业的放松管制和全球一体化金融体系的建立让跨国资产阶级将数万亿美元卸载到投机中。2017年,世界生产总值或全球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值约为75万亿美元,单是货币投机就达到每天5.3万亿美元,据估计全球衍生品市场达到难以想象的1200万亿美元。

第四种机制是一直被高估的科技行业中的投资浪潮。现在科技行业处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前沿,推动着整个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自2008年大衰退以来,机构投资者,特别是投机性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已经向科技行业投入数十亿美元,使它成为未投资资本面对停滞不前时的一个重要的新出路。信息科技行业的投资从1970年代的170亿美元跃升至1990年的1750亿美元,2000年跃升至4960亿美元,2017年末超过7000亿美元。虽然数字化可能会刺激增长,作为中间人,某些平台倾向于在价值的生产和流通循环中进行调解,以捞取大部分价值。科技行业积累的庞大的现金储备和利润与其说代表新价值的生产,不如说是数字资本家通过租金所占用的大部分剩余价值。与此同时,我们也为全球经济主要行业的数据抽取做准备。什么都可以被数字化,几乎一切东西都越来越数字化。随着跨国资产阶级的成员们试图通过降低工资来击败竞争对手,自动化现在正从工业和金融业扩展到所有服务部门,甚至是快餐业和农业。

最终,数字化在某种程度上用技术取代劳动力,推动成本接近于零。所有资本主义的矛盾变得更加激烈,利润率下降,变卖问题更加严重。如果国家在劳动力市场不进行重大干预,推动再分配政策,新兴的数字经济就无法解决积累过剩的问题。此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数字化只会进一步破坏各国对跨国流动资本,特别是跨国金融资本实施任何形式的监管的能力,其中跨国金融资本在全球资本中占据着霸权地位。因此,它会加剧国家合法性的问题。结果是导致全球经济更大的潜在的不稳定性。

在如何应对这一危机的问题上,跨国精英存在很大分歧。跨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理人中有许多人担心,这一危机会导致无法控制的自下而上的反抗。奢侈珠宝公司卡地亚的老板、亿万富翁约翰·鲁珀特(JohannRupert)坦言,一想到穷人中间的社会动荡,他晚上就睡不着觉。前所未有的全球不平等只能通过更加压制的、无处不在的社会控制体系来维持。以该体系为中心的对社会控制的政治需要与对持续积累的经济需要之间存在着一致。跨国资产阶级已经在作为积累手段的战争、冲突和镇压中获得既得利益。随着战争和国家支持的镇压变得越来越私人化,资本主义集团的利益使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氛围转向产生和维持社会冲突,例如在中东,或者转向不断扩张的战争、镇压、监视和社会控制体系。

“全球警察国家”一词是指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的发展。第一是越来越无处不在的大众社会控制、镇压和战争的系统,这是统治集团为了遏止全球工人阶级和过剩人口现实的和潜在的反叛所推动形成的。第二是全球经济本身如何越来越多地以战争、社会控制和镇压系统的开发和采用为基础,这些只是资本面对停滞不前时获利并实现继续积累的手段,我称之为军事化积累,或通过镇压的积累。第三是正日益形成如下这种政治体制,它可以被描述为21世纪法西斯主义,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被描述为极权主义。

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是建设全球警察国家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利用这次袭击扩大了全球经济的军事化,它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通过了严厉的“反恐”安全立法,增加了军事(“防御”)开支。1998年至2011年期间,五角大楼的预算实际增长了91%,而军工业的利润将近翻了两番。从2006年到2015年,全球范围内的总防御支出(军事、情报机构以及国土安全/防御)增长了50%,从1.4万亿美元增加到2.03万亿美元。对毒品和恐怖主义的虚假战争,对移民、难民、犯罪团伙(以及贫穷的、黑皮肤的、工人阶级的青年)不宣而战的战争,边界墙和移民拘留中心的建设,监狱—工业综合体的扩散,遣送回国制度,以及警察、军队和其他安全机构的扩张——所有这些都是国家组织的主要盈利来源。

军事化积累的线路或者紧跟在军事力量的后面,或者通过国家把社会控制和战争的生产和实施外包给跨国公司资本,强制性地为全世界的资本积累打开了机会。因此,世界各地冲突的产生以及对社会运动和弱势群体的镇压成为一种超出政治目标的积累战略。随着军费开支的衍生效应流经全球经济的开放脉络,即全球生产、服务和金融系统的一体化网络结构,区分全球战争经济的军事层面与非军事层面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一点上,对全球警察国家至关重要的是开发与数字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新技术。这些新技术彻底改变了新世纪的战争、社会控制以及国家和私人暴力的形式,包括这些技术的军事应用和私人积累与国家军事化的进一步融合。

因此,数字化使得全球警察国家的建立成为可能。跨国资产阶级及其支配的国家机器试图既解决积累过剩的经济危机,又成功应对这场危机带来的政治局面,即全球反叛的蔓延及其推翻现有体系的可能性。随着数字化导致资本集中、加剧两极分化、扩大剩余劳动力的队伍,面对现实的和潜在的抵抗,统治群体求助于将新技术应用于大众社会控制和镇压。通过更先进的数字化,包括允许跟踪和控制每一个动作的全球电子监视,建立战争、社会控制和镇压的新系统成为可能。现在这些系统将冲突的战场从活跃的战争地区扩大到世界各地军事化的城市和农村地区。这些与空间重组结合在一起,后者为对边缘群体进行空间遏制与控制的新形式带来了可能。这些导致了针对反叛共同体,特别是受压迫的种族、受迫害的族群、宗教少数群体、移民、难民以及其他弱势共同体的长期的低强度战争。

全球经济越依赖军事化和冲突,战争的驱动力就越大,使人类面临的风险就越高。在当前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有一种内置的战争驱动力。历史上,战争已经将资本主义制度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同时也有助于转移人们对政治紧张和合法性问题的注意力。现在这种战争驱动力正在与通过数字化实现的新一轮世界资本主义重组相结合,而这种结合是致命的。随着私人积累与国家军事化相融合,硅谷和华尔街的命运与战争和镇压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全球警察国家与21世纪法西斯主义交织在一起。全球警察国家产生出有利于法西斯主义方案抬头的条件。上面所指出的维护全球治安的三个方面形成了一个统一体;反过来,对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分析必须通过与全球警察国家的对比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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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法西斯主义和21世纪法西斯主义

美国的特朗普主义,英国的脱欧,巴西的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Bolsonaroaro),整个欧洲(包括波兰、德国、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荷兰、英国、丹麦、法国、比利时和希腊)和世界其他国家(例如以色列、土耳其、菲律宾、巴西和印度)新法西斯主义独裁政党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这些代表着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极右回应。它们是资本主义统治总危机的症状。资本主义的深层次危机涉及主、客观两个维度。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条件总是与全球系统中更一般的条件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条件是指真正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和全球社会的兴起,以及新的全球资本主义深层的结构危机和文化危机。连同国家合法性的危机和资本主义霸权的危机,积累过剩和导致停滞的结构变得恶化。

在这里,我们必须求助于葛兰西,对他来说,霸权是指一种社会统治的特殊关系,其中从属群体将他们的“积极同意”出借给统治制度。霸权方案不仅包含统治,而且包含基于一系列阶级联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这种霸权必须不断被重建,因为霸权或双方同意的统治的可能性既取决于意识形态基础,也取决于物质基础。因此,霸权需要物质基础或物质条件、制度和与之相伴随的规范,为从属群体中足够多的人的社会再生产留有余地。如果没有发展出多种合法化机制并建立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是一致同意的整合与强制性的排斥两者的结合,即通过对某些人进行物质奖励进行整合,对系统不愿意或不能吸纳的其他人进行排斥),那么任何可能的统治阶级都不能行使霸权。

除此之外,对于葛兰西来说,如果一个阶级或阶级的小部分能够把自身的利益呈现为普遍的利益,并且“就统治群体的利益占优势而言,它只需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呈现为普遍的利益,即不至于是狭隘的公司经济利益”,它就实现了霸权。如我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的那样,1980、1990年代新兴的跨国精英开始建设全球资本主义历史集团。历史集团是一个社会整体,包括统治阶层和统治集团之外的社会基础,其中一个群体实施领导权,并通过被吸引到集团的人的同意强制执行其方案。为了成功建立一个历史集团,统治集团必须能够将其阶级方案呈现为仿佛符合普遍利益一样,并得到通过物质奖励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共同作用被带入历史集团的人的积极支持,从而实现葛兰西所说的扩展性霸权。

随着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别无选择”综合症似乎成为“常态”,1990年代一度出现了跨国精英能够建立起这个历史集团的时候。但是,巩固这个历史集团的努力被证明归于失败。跨国资产阶级已经转向赤裸裸地追求自身的企业利益,不受国家监管的限制,似乎也不受自上而下的大众压力的影响。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具有掠夺性,成为名副其实的黑帮资本主义,它甚至不再假装自己代表“普遍利益”,更不用说为确保自身霸权而保证全球工人阶级的社会再生产。在这些条件下,强制支配和暴力排斥似乎优先于一致同意的吸纳。在世纪之交,反霸权力量开始逐渐发展成反对新自由主义和追求全球正义的跨国运动,随之而来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反叛。

葛兰西写道,当政治权威或霸权的危机找不到统一的解决方案时,这意味着存在一种静态均衡(其要素可能完全不同,但其中的决定因素是进步力量的不成熟)。“这意味着,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没有哪个团体拥有取得胜利的力量,即使保守派也需要一位主宰者。”葛兰西指出,在这些时刻,“危机创造出短期看来很危险的局势,因为各阶层不是都能同等迅速地定位自己,或都能以相同的节奏进行重组”。葛兰西的分析在识别当前的形势方面走得很远,即对危机的左翼的/进步的回应与极右的回应之间的政治分化(以及“进步力量的不成熟”)这一形势;然而,他是在联系1920、1930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时而写下上述这些话的。

那么,21世纪法西斯主义与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有共同点吗?区别又是什么?最重要的是,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涉及反动政治权力与国家资本的融合。在世纪之交的帝国主义征服中,德国在一战中失败,德国和意大利的国家资本无法胜过其他欧洲大国的国家资本,这部分导致了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而21世纪法西斯主义涉及跨国资本与反动的、压制性的政治权力的融合,其中政治权力体现了跨国资本的独裁。

此外,1930年代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上台执政的法西斯主义政党和在欧洲许多国家、美国和一些南美国家没有成功赢得权力的法西斯主义政党,它们都把粉碎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基本目标。但是,在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左翼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现在处于历史的薄弱时刻。在这种情况下,21世纪法西斯主义似乎通过全球警察国家的扩张先发制人地打击了工人阶级和阻碍了大众抵抗的扩散。第四次工业革命承诺提升过剩人口的地位,也给跨国资产阶级施加了更大的竞争压力,从而增加了跨国资产阶级对全球工人阶级施加更具压迫性、专制性的劳动纪律的需求。

此外,全球警察国家最重要的目标是强制性地排除过剩人口。通过全球化,世界资本主义的重组大大提升了剩余劳动力人口的地位。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剩余劳动力的过程加速了。空间重组帮助跨国资本打破有组织劳动的领土约束,基于碎片化、弹性化和低廉劳动力推行新的劳资关系。危机为资本提供了加速迫使更少的工人产生更大生产力的机会。这些发展,再加上新一轮大规模的原始积累和数亿人被迫背井离乡,已经产生了一支新的全球剩余劳动力大军,它远远超出了马克思所讨论的传统劳动力后备军的范围。

全球资本主义没有直接作用于过剩人口。但是,它间接地到处压低工资,并使得建立21世纪新的奴隶制成为可能。过剩人口不能消费,因而没有为跨国资本提供重要市场。统治集团面临着如何遏制过剩人口现实的和潜在的反叛这一挑战。随着世界资本主义达到其外延式扩张的极限,新的空间必将被暴力地撬开,这些空间里的人民必定受到全球警察国家的镇压。强制排斥的机制包括大规模监禁和监狱—工业综合体的扩展、无处不在的警务人员、反移民立法和驱逐出境制度以及用新的方式操纵空间,以便住宅小区和贫民区受到以下机制的控制,包括私人保安部队、技术先进的监控系统、无处不在且通常属于准军事化的警务、“非致命”的人群控制方法、文化产业的动员以及将全球资本主义的受害者非人化为危险的、堕落的和文化上颓废的群体的国家意识形态机构。各国放弃在过剩人口中确保其合法性的努力,转而把穷人和一无所有的人当罪犯对待,在某些情况下带有种族灭绝的倾向。

但是,这些机制也包括针对被封锁在外面的人的引诱和被动的意识形态运动。通过对智力生产手段、大众传媒、教育系统和文化产业的控制,跨国资本实现政治统治这一新发现的能力允许它更加深刻、彻底地渗透到文化和共同体领域,实际上是渗透到生活世界本身。企业的营销策略通过操纵欲望和性欲实现去政治化,引导被排除者的不满和受挫的愿望,使他们陷入小额消费,遁入幻想,而不是通过集体动员向体系提出政治要求。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通过控制媒体与图像和符号的传播,政治和意识形态统治在这个数字时代增强的作用将使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任何方案变得更加复杂,加上新的全景监控和社会控制技术的共同使用,这种法西斯主义方案可能会更多地依赖于选择性的而不是全面的镇压,除非自下而上的反抗实际地威胁到了跨国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些新的社会控制方式和意识形态统治模糊了界限,以至于一种宪法准许的、正常化的新法西斯主义(存在正式的代表机构、宪法、政党和选举)有可能得以存在,同时政治制度受到跨国资本及其代表的严格控制,任何实际威胁到体系的异议被抵消,如果没有被消灭的话。如果全球警察国家和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冲动不被遏止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宪政秩序的“萎缩”,而不是破裂。

三、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

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扎根,当时中产阶级和代表相当一部分人口的小资产阶级正在面临地位不稳和向下流动进入无产阶级行列的威胁。法西斯主义运动为统治集团提供了战胜大众工人阶级政党而成功赢得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忠诚的能力,虽然这些运动确实也在招募工人阶级力量。这些阶层被视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核心社会基础,即国家资产阶级手中试图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工具。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拥有自己谋生手段、因而不必把劳动力出售给资本的阶层;他们中间有小店主、生意人、独立的手艺人、专业人士、家庭农场主和其他小商品生产者。随着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全球化时代无产阶级化的加速,这些阶层规模被压缩,而只是世界资本主义核心的很小的一部分。虽然在评估目前的政治进程时对小资产阶级的分析仍然很重要,但是这个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为21世纪法西斯主义取得胜利提供可行的社会基础。

今天,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核心中工人阶级的某些小群体发挥着这个作用。21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方案寻求在全球工人阶级特权群体中组织其群众基础,例如北方世界的白人工人和南方世界的城市中间层,他们正在经历高度的不安全并面临向下流动和社会经济不稳定的威胁。与其20世纪的前身一样,21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方案依赖于一种社会心理机制,将发生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时大众的恐惧和焦虑引向充当替罪羊的共同体,例如美国和欧洲的移民工人、穆斯林和难民,南非的非洲南部移民,印度的穆斯林和低等种姓,巴勒斯坦/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或者巴西肤色更深、极度贫困的人口。极右势力通过各种手段来实施这种方案,例如仇外的话语曲目,将涉及种族/文化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神秘化,将过去理想化和神话化,千禧年主义,将战争、社会暴力和统治以及对最弱势的人的蔑视而不是同情正常化、甚至美化的军国主义的男性主义文化。这种新法西斯主义倡议的关键是避免或逆转向下流动和社会不稳定、重新向人们承诺某种稳定和安全感。

当然,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话语曲目与20世纪典型的法西斯主义有着许多共同特征,包括安伯托·艾柯(UmbertoEco)所描述的“对传统的崇拜”、“对多样性的恐惧”、受围心态、被剥夺明确社会身份的被剥夺感、“选择性民粹主义”和奥威尔式的“新话”。但是,正如我所强调的,这些话语的、情感的因素发生在非常不同的情况下,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独特的历史时刻。关于极端男性化,虽然这里不是充分讨论它的地方,但是,一般意义上对女性的诋毁是特朗普(和菲律宾杜特尔特)的铁杆支持者所赞成的观点。这种现象是恐惧社会经济失势在性别领域的表现。关于蔑视而不是同情弱势群体的问题,看看特朗普关于贫穷国家是“肮脏国家”这一臭名昭著的评论以及他对一名残疾记者的嘲笑等等。我们无需作出过多的分析,就可以将这种蔑视的公开展示与以下过程联系起来,即针对这些弱势群体的侵略和镇压政策在构成新法西主义方案的社会基础的人的常识性意识中实现了其话语或社会心理的合法化。

复苏国家的意识形态、民族/种族的纯洁性与作为20世纪法西斯主义的特征的英雄主义的神秘感有着很大的重叠(尽管就特朗普的特殊情况而言,后者类似于他对自我的极端自恋的神秘感)。与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一样,21世纪法西斯主义是反动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剧毒混合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主张,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其中“民族总是被视为一种深厚的横向同志关系”,尽管实际上存在着不平等和剥削。与此相结合,亚历克斯·卡林尼科斯(AlexCallinicos)认为,种族主义为来自占主导地位的种族或族裔群体的工人提供了解决现实矛盾的想象中的方案,认识到苦难和压迫的存在,即使它的解决方案是虚假的。此时正在崛起的新法西斯主义方案恰好提供了这种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混合物,试图将因资本主义全球化而遭受经济社会不稳定的工人阶级中较富裕的群体组织起来。与这种方案相关的政党和运动提出了种族主义的话语,它们没有主流政治家的话语那么隐晦,而是更加直接,特别是把受种族压迫的人、族群或宗教少数群体、移民和难民作为替罪羊。

至关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以下一点,恶化的社会经济条件不会自动导致种族主义的强烈反应。从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对这些条件作出的解释必须由政治代理人和国家专门机构来调整进行。例如,特朗普主义就代表这样一种调整。从这一点来看,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伯尼·桑德斯(BernieSanders)和特朗普的总统竞选活动吸引了同样的社会基础,即不满的工人,一个是对危机进行左的解释,另一个是对危机进行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公开的种族主义解释,从这一事实可以洞悉很多东西。虽然目前极右倾向的法西斯主义的后果并非不可避免,但是当前种族主义的动员越是变得根深蒂固,这种后果的危险就越大。

在美国,极右翼的新法西斯主义者正企图重构白人种族主义的历史集团,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个历史集团从内战后的重建结束到20世纪末一直占绝对优势,但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导致其变得不稳定。通过使穆斯林、移民和其他弱势群体成为替罪羊,在遭受危机的工人阶级中招募先前所提及的特权群体,就这一点而言,欧洲极右翼的新法西斯主义运动正在采取与特朗普非常相似的道路。与特朗普相似,他们承诺为这些群体稳定局势。“国家”认同成为针对替罪羊的种族主义动员的替身。然而,国家复苏的话语与资本的跨国整合以及全球一体化的生产、金融体系尖锐对立,主要资本主义集团和国家精英的阶级利益和地位利益有赖于这一体系。这里,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方案之间要做出一个关键的区别。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出现在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它确实通过社团主义的安排给一部分工人阶级提供了一些物质利益——就业和社会工资,即使当它对优选群体以外的人发动种族灭绝时也是如此。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美国或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可能提供这样的好处,以至于现在“法西斯主义的工资”似乎完全是心理上的。在这个方面,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依赖于非理性——一种提供安全、恢复情绪的而非理性的稳定的承诺。这是一个不区分、也不需要区分真相与谎言的方案。例如,特朗普政权公开宣扬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与其实际政策没有关系。在其执政的第一年,特朗普经济学包括放松管制——实际上是粉碎监管型国家,削减社会支出,摒弃福利国家尚存的东西,私有化,减免企业和富人的税收以及扩大对资本的国家补贴。简言之,它是一种吃了兴奋剂的新自由主义。

许多评论家都没有注意到这种区别。当时德国的垄断资本家既求助于纳粹分子粉碎强大的工会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也求助于纳粹国家开辟巨大的新的积累机会,包括领土扩张、与来自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集团展开竞争。与德国国家资本和法西斯主义国家的这种融合明显不同,特朗普主义一直在美国境内(和世界各地)为跨国资本寻求巨大的新的盈利机会。特朗普政府呼吁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国投资者在美国投资,诱之以累进税制改革、前所未有的放松管制以及一些限制性的关税壁垒,这些壁垒有利于来自世界任何地方的资本集团在它们的保护下开展业务。在2018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特朗普宣称:“美国对商界开放……现在是将您的业务、就业机会和投资带到美国的大好时机。”

四、法西斯主义和扩展国家

20世纪和21世纪的法西斯主义的必要条件是法西斯主义运动在市民社会的蔓延及其与国家中反动政治权力在某个时刻的融合。让我们回顾一下,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是一个统一体;没有两者之间的一致,就没有稳定的或霸权的方案。在法西斯接管国家的前夕,葛兰西观察到:“今天,意大利有两个压制的惩罚性机构,即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简单的功利计算诱导我们期望领导阶级在某个时刻将这两个机构结合起来。”葛兰西把社会过程的发生地点称为扩展国家,它由政治社会或国家本身外加市民社会组成。事实上,在国家机构与社会形态其他机构之间没有明确界限;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界限是人为的概念界限。

政治与公民社会的区别与统一让我们能够区分右翼威权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比尔·弗雷彻(BillFletcher)认为,“威权主义的增长与法西斯主义不是同一码事”,特朗普主义和其他新兴的极右政权应该被描述为“威权国家主义”。一方面,正因为它们不一样,我们必须把两者区分开来。威权主义是指把通过扩大国家的镇压机器来统治作为目的,其中镇压机器试图通过对市民社会中自下而上的民众动员进行法律的和法外的镇压来关闭空间。这种威权主义最典型的代表也许出现在了拉丁美洲,最近极右翼主导的威权主义政权卷土重来,从2009年洪都拉斯的政变开始,随后是2018年10月推动国家走向公开法西斯主义的巴西大选,以及整个地区镇压的升级、极右翼政党和商业团体的动员。该地区这种极右转向的核心是种族主义的、专制的和军国主义的紧缩政策,以巩固和扩大跨国公司的力量。在墨西哥和阿根廷,宪法已经被修改,允许武装部队履行警察的职能;在美国,2007年至2014年间特种作战部队的训练任务增加了两倍。2017年,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大约雇用了240万人,并经常与国家力量合作镇压社会运动。

拉丁美洲正在成为国家暴力和私人暴力的熔炉,为了镇压政治反叛、使拉丁美洲向进一步的企业掠夺开放,两者融合在一起,这是全球警察国家的象征。豪尔赫·伯恩斯坦(JorgeBeinstein)指出:“目前的独裁政权呈现出一种尊重宪法规则的公民形象,举行具有政党参与和其他民主政权特征的定期选举。政治犯几乎总是被带到法官面前,这些法官给出任意判决,表面上却具有合法性;企业媒体从不报道暗杀反对派的情况;国家对不同政见的压制往往与警察针对穷人、民众抗议和常见违法者的暴力行为混在一起。”然而,这里是压制的威权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键区别:在拉丁美洲,可能的例外是巴西和哥伦比亚,我们没有像在美国、欧洲或印度那样看到新法西斯主义运动和意识形态在整个市民社会的蔓延。简而言之,该地区正在被卷入全球警察国家,但在某种程度上更适合被视为右翼威权主义,而不是新法西斯主义。

由于混淆了威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我们失去了区分两者的能力。此外,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全球警察国家显然不是“国家主义”。它的全部主旨是取消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将资本从国家控制中解放出来。国家沦为控制自下而上的大众力量的镇压机器和为跨国积累开辟机会的工具,包括军事化积累和压制的积累的机会。在这一点上,21世纪法西斯主义和全球警察国家涉及三个方面,一个是市民社会中的极右翼力量、威权主义力量和新法西斯主义力量,一个是国家中的反动政治权力,一个是跨国公司资本(尤其是投机性金融资本)、军事—工业—安全综合体和采掘业。这三个方面反过来又依赖于高科技或数字资本并与之交织在一起。采掘和能源复合体必须驱逐其他共同体,并占用其资源,这使得他们最容易支持、甚至推进压制的新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安排。军事—工业—安全综合体中的资本积累依赖于永无止境的战争和镇压制度。金融积累要求采取更严厉的紧缩政策,这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很难通过一致同意的机制来实施。

在美国这三个资本部门如何与国家力量和准军事力量聚在一起,这一点在2016年针对土著活动家及其盟友的军事化反叛乱行动中得到充分证明,这些活动家及其盟友正在和平抗议在靠近北达科他州立岩苏族保留地的土地上修建输油管道。该项目由包括富国银行和美国银行在内的银行财团提供资金,财富500强中的私人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建设管道,能量传输合伙公司(EnergyTransferPartners)雇用了一个名为老虎与天鹅(TigerSwan)的雇佣兵安全公司,该公司最初是美国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在中东战争中的承包商。老虎与天鹅公司被指控与能量传输合伙公司、地方执法机构、州执法机构和联邦执法机构(包括国民警卫队)一起合作组织了针对抗议者的反叛乱行动。在把反对管道建设的抗议者称为“圣战战士”、把抗议区域称为“战场”时,老虎与天鹅公司称:“战场上声势浩大的情报准备以及情报人员与安全人员之间的积极协调现在是一种打败管道叛乱者的有效方法。”公—私反叛乱机器释放的“不太致命的”武器包括橡皮子弹、豆袋弹丸、激光雷达声音装置、水炮、攻击犬、捕食者无人机、元数据成像、反间谍和心理战行动。虽然立岩族受到的考验是关于全球警察国家准军事化研究中的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案例,但现在世界各地针对社会正义运动而采取的类似行动很常见。

关于典型法西斯主义的讨论和当前的讨论都强调国家的军事扩张主义。我们确实看到了不断升级的军事化,包括在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军队的自治性和权力日益增强。但是,我认为,在讨论当前全球的军事化时,全球警察国家这一概念更具分析力,更强大。作为统一体的全球秩序越来越具有压制性和威权主义的性质,在特定的国家和地区历史、社会力量和阶级力量、政治条件和力量联合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特殊的民族国家和国家政体的特殊形式,包括21世纪法西斯主义。然而,在美国和以色列这样的国家中城市、政治和文化的军事化,新法西斯运动在北美和欧洲的蔓延,独裁政权在土耳其、菲律宾和洪都拉斯的崛起,这些都与这些国家卷入全球战争网络、军事化的跨国积累或全球战争经济不可分割。

五、特朗普主义与21世纪法西斯主义

让我们重申一下,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是一个统一体;没有两者之间的对应,就没有稳定的或霸权的方案。在美国,新法西斯主义的叛乱可以被追溯到极右翼的动员,这一动员始于1960、1970年代群众斗争带来的霸权危机,特别是黑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解放斗争、第三世界人民的其他激进运动、女权主义者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运动和激进工人阶级的斗争。自世纪之交以来,通过右翼共和党的推动,法西斯主义运动在市民社会和政治体系中迅速扩大。

威廉·I.罗宾逊:特朗普主义与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特朗普被证明是一个能够激发和鼓舞不同的新法西斯主义力量的魅力人物,从白人至上主义者、白人民族主义者、民兵组织、新纳粹分子和三K党,到誓言守护者、爱国者运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反移民义务警队。受特朗普皇帝般的虚张声势、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论以及公开的种族主义话语的鼓舞,部分基于煽动反移民、反穆斯林、反黑人和仇外的情绪,随着他们在特朗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中立足,他们开始以几十年未见的力度相互影响。准军事组织在许多这样的组织中蔓延,并与国家镇压机构重叠。例如,在俄勒冈州,共和党利用武装的右翼民兵组织为其公开活动提供安全保障。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公布,2017年有954个仇恨群体,689个“极端反政府团体”,一年前只有917个仇恨群体。该中心指出“民兵运动是更大的反政府部门的一部分,自2015年誓言守护者动员激进分子来保护密苏里州弗格森大部分的白人企业时,选举后自由城市中一系列的抗议活动使民兵运动第一次以重要的方式将自己置于美国都市的聚光灯下。”

然而,特朗普主义只是对压制性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极右翼议程的一种戏剧性的强化,而不是背离,压制性资本主义全球化可以追溯到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的出现。面对全球资本主义历史集团的短暂失败,特朗普主义和极右翼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其他应对方案现在正在寻求实现政治力量的新平衡。我们可能会看到君主政治的出现,如葛兰西所讨论的,其中一个魅力人物在社会政治力量的平衡中或在霸权崩溃的关头介入解决不稳定的僵局。葛兰西注意到,可以在没有凯撒、没有任何伟大的“英雄”代表人物、没有直接的大规模镇压的情况下出现君主政治式的解决方案。相反,它可能涉及更专制的议会政府形式,这种形式还可能进一步涉及宪法秩序的恶化。

特朗普主义和其他类似运动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不稳定的条件下重建国家合法性的充满矛盾的尝试。民族国家面临着促进领土上的跨国资本积累的需要与获得政治合法性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结果是,世界各国都在经历螺旋式的合法性危机,这产生了一种令人困惑的、看似矛盾的危机管理政治。这种自相矛盾的危机管理也有助于解释极右翼的新法西斯主义势力的复苏,这些势力支持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话语,即使当它们提倡新自由主义的时候。特朗普主义以及欧洲和其他地方的类似运动不是跨国资产阶级新兴独裁的偏离,而是其化身。在美国,跨国资产阶级对特朗普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表示满意,但对他类似小丑的傲慢行为和新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倾向意见不一。用普鲁士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方式的延伸”,特朗普主义和世界各地的其他极右翼运动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通过其他方式,即不断扩大的全球警察国家和新法西斯主义的动员所实现的延伸。

尽管使用了民族主义的话语,但特朗普政权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他本人是跨国资产阶级的一员),实际上支持打了兴奋剂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和“通过其他方式的全球化”,包括强化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以及面对停滞和积累过剩时国家在补贴跨国资本积累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没有任何政策根据,它几乎完全是象征性的。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巴迪欧所称呼的那样,在这些条件下这样的“符号资本”对于再造跨国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物质统治是必要的。在大众和工人阶级、更多以国家为导向的精英阶层以及右翼民粹主义者中确实存在强烈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倾向,2016年的脱欧公投以及呼吁退出全球化进程的整个欧洲范围内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发展突出体现了面对其自身导致的爆炸性矛盾和广泛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具有的高度冲突性和进一步全球化的不确定性。

例如,当2018年3月特朗普真的对进口钢材和铝合金征收关税,几个月后又进一步提高关税时,他遭到美国大部分跨国资产阶级和政治精英的反对,包括大部分共和党人,甚至包括依赖廉价进口钢材生产钢材中间产品和成品的钢铁行业。事实上,极右翼的亿万富翁科赫兄弟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发起运动来反对关税。相反,对关税的支持主要来自工会中的官僚;特朗普的转变确实是为了安抚支持他的不安分的工人阶级。回想一下他的前任,从克林顿到布什再到奥巴马,所有人都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密切相关,在各自任期内的某个时刻都征收关税。更一般地说,正在进行中的全球警察国家的发展趋势、新法西斯主义的动员和自相矛盾的危机管理早在特朗普主义之前就已经很明显,更不用说特朗普在五角大楼、国土安全机构以及全球警察国家中的企业投资者中间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之后。尽管在国家安全机构内同样存在内讧和分歧,但这不是特朗普政府所独有的。

在这个全球资本主义时代,21世纪法西斯主义不能被理解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方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最近关于新法西斯主义的讨论就是用这样的术语来描述它,并强调民族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内在特征。然而,正如我上面所强调的,与20世纪相对照,目前极右翼群体中间的民族主义话语完全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因为寻求掌控国家的极右翼势力的方案(例如特朗普主义和其他方案)绝不是国家层面的,而是全球性的,尽管这是在出现危机和霸权破裂的情况下而言的。市民社会中的新法西斯主义团体,如美国的白人民族主义者,可能会推动向内的国家方案,但这些市民社会团体本身并不等同于作为一个体系的法西斯主义。正如我已经讨论过的那样,法西斯主义要出现,这些群体必须与资本和国家融合;但是跨国资产阶级对经济民族主义毫无兴趣。

六、结论: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超越认同政治

以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基础,跨国资产阶级在结构上被描述为与国家市场和积累线路是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其成员在推进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与当地的、国家的和地区的资本展开竞争方面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和前景。在这个共同的阶级基础之上,跨国资产阶级从来不是一个内部统一或政治统一的群体。跨国精英中的改革派担心全球经济的脆弱性,呼吁采取温和的再分配措施和对全球金融体系的跨国监管。他们表达了对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担忧。然而,随着危机加剧,这些改革派似乎正在退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历史集团的瓦解,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内讧正在升级,这些分裂可能为从属阶级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建立政治联盟提供机会。

在我看来,对全球警察国家和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反击要取得成功,我们需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是,任何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联盟的战略都必须重视对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危机进行清晰而敏锐的分析,由大众和工人阶级力量来领导反击。这与自由派和改革派政治精英的问题有关,到目前为止大众和工人阶级反对对危机作出更具极右色彩的反应。应该说,精英改良主义的失败和跨国精英不愿挑战全球资本的掠夺和贪婪,这些为极右翼的危机反应开辟了道路。

为什么左翼对危机的反应相对于极右翼对危机的反应显得如此微弱,关于这一点展开过更广泛的讨论,在这里我无法进一步探讨。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近几十年来,作为跨国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一直掌权的政治阶级不仅走向了破产,而且正在推动政治向着极右转向。随着企业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逐渐拥抱“多元文化主义”和“多样性”,他们的战略旨在通过收编政治使社会正义要求和反资本主义的改造变得无效。这个策略已经使工人阶级和大众的话语以及反资本主义的话语黯然失色。它帮助破坏正在进行的自下而上的反叛,帮助推动白人工人认同白人民族主义的“身份”,并帮助新法西斯主义的右翼在政治上组织起来。

那学术界对此如何应对?任何反霸权的行动都需要有机知识分子的参与,他们致力于挑战全球资本力量的解放方案。20世纪后期很多西方知识精英转向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为一个存在“差异”的、不断碎片化、产生了新的身份政治的世界而欢呼。在身份政治中,资本主义变成只是众多压迫体系中的“又一个”而已。这种后现代的身份政治不应该与反对不同群体面对的特殊的剥削和压迫形式的斗争混淆在一起。族群压迫、种族压迫、性别压迫和性压迫不是与资本主义不相干,而是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不从这些压迫形式中解放出来,就没有普遍的解放。同样,所有特殊的压迫形式都建立在更大的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基础上,这种秩序不断地再生产这些压迫。虽然任何统一战线都把典型法西斯主义的右翼作为反击目标,但是,在自由主义精英及其知识分子的霸权下,我们不能战胜其右翼,因为这些精英对激进的资本主义批判持坚决否定的态度。

后现代叙事和认同政治离间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整个年轻一代,使他们不再认同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刻我们迫切需要这种批判。认同政治能够渴望的最好的东西是象征性的辩护、多样性(通常意味着统治集团中的多样性)、消除主流社会机构中的歧视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内部的平等参与和代表。跨国精英都非常愿意拥抱这样的“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作为一种被证明有效的战略,它将群众斗争引入毫无威胁的包容要求,如果不是直接收编的话。为了不误解这一点,正如我以及上面引用的其他人所理解的那样,认同政治起源于来自上面的统治群体驯服来自下面的激进运动并从被压迫的共同体中收编新晋精英的措施。然而,那些共同体无法被控制,到处都在爆发重大反叛。为了超越碎片化斗争的多样性和自发性,避免滑向全球警察国家,并建立起工人阶级对这种抵抗运动的领导权,我们必须提出一种重新恢复活力的针对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危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来作为工人阶级解放政治的指导,这种解放政治可以把21世纪法西斯主义潜在的社会基础争取过来。

【威廉·I.罗宾逊著;赵庆杰译。威廉·I.罗宾逊(WilliamI.Robinson):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社会学系;赵庆杰: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察网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1期,原标题为《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与21世纪法西斯主义:超越特朗普的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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