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龙:中国“三圈理论”与我战略机遇期分析

不同于哈佛“三圈理论”,中国“三圈理论”认为战略管理的首要要素是顺应天时,基础要素是识别地利,能动要素是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要素耦合才构成战略机遇期。建国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战略机遇期,第一次战略机遇期出现在建国初期,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第二次战略机遇期,1993年以来开启的第三次战略机遇期。新时期以来,我国顺应天时地利变化,对内推进高质量发展、对外充分发挥领导力,主动实现了一系列战略转型,逐步打开了第四次战略机遇期。建议进一步采取以下战略:1、推进第二次思想解放;2、从改革开放红利到创新引领红利;3、从和平崛起到包容性崛起。

【本文为作者鄢一龙向察网的投稿】

 鄢一龙:中国“三圈理论”与我战略机遇期分析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不但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世界也进入了新时代。

世界局势正处于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之中,波诡云谲,风云激荡,大国战略深度调整,国际格局深刻重组,国际秩序深层重构。

建国以来,我国经历了三次战略机遇期,第三次已经逐步关闭,需要我们积极开创新的战略机遇期,而这将意味着中国伟大复兴进程不可逆转,意味着一个新的全球性大国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

未来三十年是近代以来民族复兴伟大征程的最后历史关口,也是21世纪全球性大国博弈的决胜关口,既蕴含着重大战略机遇,更蕴藏着重大战略风险。

一、框架:战略管理的中国“三圈理论”

如何理解战略机遇期?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要素的耦合才构成战略机遇期。

天时地利人和是耳熟能详的说法,却蕴藏着深刻的传统智慧。《易经》兼天地人“三极之道”,六爻之动是“兼三才而两之”,乾以易知立天极,坤以简能立地极,归于中庸立人极。

战国时期,天时地利人和成为重要的军事战略思想,《鹖冠子》云:

【“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善用兵者慎以天胜,以地维,以人成。”】

纵横家鬼谷子强调要从天时、地形、人民、外交四方面分析一个国家强弱[2],孙膑进一步提出天时地利人和是战争胜利的三个方面要素,他认为: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3]】

我们可以参考哈佛“三圈理论”的形式,将天时地利人和的思想加以现代化、理论化,应用于国家与组织的战略管理分析,以天时地利人和作为影响战略成败的三要素,可以称之为中国“三圈理论”。(见图1)

鄢一龙:中国“三圈理论”与我战略机遇期分析

哈佛“三圈理论”指“价值、能力和支持——分析框架”,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提出的关于领导战略管理与决策的一种分析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公共管理授课与战略分析。Mark H.Moore在《创造公共价值》一书中提出了战略管理三角形,包括价值、外部支持与内部可行性[4]。“三圈理论”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称作理论,而是但是这个名称在中国耳熟能详,所以本文还延用这一名称,包括以之命名中国的“三圈理论”,但指的是一种战略分析框架。

如Mark H.Moore所言,哈佛“三圈理论”的贡献在于突破了美国公共行政古典传统将公共部门管理主要看成利用现有的资源高效达成给定目标,而提醒公共管理者需要更多考虑上部问题——即创造公共价值,以及外部问题——即获得外部可持续的支持。其中最核心的概念是创造公共价值,而这个概念来源于企业在市场中生存需要为消费者创造个体价值,而公共部门在于政治市场中生存需要为作为集体消费者(公民)创造公共价值。[5]问题在于,企业的市场价值能够检验,而且这种检验的结果就直接决定了企业战略的成败,而公共价值虽然可以进行某种模糊的衡量,但这种衡量并不能像市场一样,得到有效检验与对组织生存构成决定性影响。更为关键的是市场机制是一种竞争性机制,企业需要通过创造比其他企业更能得到消费者好评的价值,在竞争环境下,关键不在于创造价值,而是创造差别化的新价值,这是价值创造概念在企业战略管理中的洞见所在。无疑每个公共部门都有公共价值,否则就没有必要设立这样一个部门,但是一旦抽掉了竞争性与可检验性的灵魂,在公共领域的创造价值,往往沦为空洞的口号或者一种自我宣传策略,并未能够为公共部门的战略管理增加多少真实的洞见。更有甚者,将美国发展出来的,只是适用于公共部门的“三圈理论”,简单移植到政治国情大不相同的中国,并作为分析框架应用于各自不同类型组织的战略管理,许多时候往往成了生搬硬套。

与之不同,中国“三圈理论”是战略管理的“天时地利人和——分析框架”。

战略管理的首要要素在于顺应天时。与哈佛“三圈理论”不同,天时不是外部支持,而是外部时势。天时就是战略管理的时与势,时者变动不居,有时机、时节、时期之意;势者错综复杂,有大势、中势、小势,正中反势,反中正势,所谓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6]把握天时就是把握大势、把握时机。

战略管理的首要要素是天时,而非哈佛“三圈理论”说的公共价值。时势是战略成败的关键,就如古人所言: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7]“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8]】

也是《易经》随卦之义,“天下随时”,才能“动而悦”。对于国家而言,天时就是世界大势,把握天时,就是要顺应世界潮流,如同孙中山当年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战略管理的基础要素在于识别地利。地利是自身战略条件,它也不仅仅是哈佛三圈理论说的能力,还包括所处方位、拥有资源等战略条件,《易经》很强调方位的作用,尊与卑、中与不中、正与不正都会影响。

地利因素是战略管理的基础条件。这种条件构成了对特定战略的支撑,即包括战略支撑因素,也包括战略制约因素。当然支撑利弊因素也是辩证的,例如,旱地不能种水稻,却宜种小麦。

战略管理的能动要素在于发挥人和。人和就是人的自身努力,主要包括战略决策与战略执行能力。

人和是战略管理的能动要素,也是最关键与最活跃的要素,孟子认为,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9]】

正是人和将天时与地利耦合,才塑造了战略机遇期,并不存在“躺着就能赢”的战略机遇期,都需要通过伟大斗争来争取,今天更是如此。

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可以构成不同组合,构成了战略管理的不同分区。(见图1)

只有一项要素有三种情形:

1.1战略羡慕区:有天时无地利人和,就只能临渊羡鱼的份。例如,上世纪50-70年代发生了产业转移的浪潮,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日本、亚洲新兴国家转移,这些国家抓住机遇出现了快速发展,而中国当时处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既无地利也无人和去抓住这一发展机遇。

1.2战略梦想区:有地利无天时人和,只能是战略梦想。例如,孙中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提出开发矿产、发展交通、开辟商港、建设工厂等宏伟的工业化计划,可以说是尽中国之地大物博之利的伟大构想,非常有前瞻性。但是既缺乏人和,更缺乏天时,当时中国四分五裂,缺乏工业化的基本前提,西方列强将中国作为原料来源地、产品倾销地与半殖民地,对孙中山提出的世界各国共同投资中国的实业计划,并无多大的兴趣[10]。

1.3战略折腾区:有人和无天时地利会造成战略折腾,这就是《易经》履卦六三爻那种不明智、能力不足、位置摆不正,却志刚行勇而踩到老虎尾巴遭到反咥的情形。[11]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跃进”,全国上下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浪潮的积极性高涨,可谓人和,但是既违背了天时,又超越了自身发展阶段与发展条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有两种要素的也有三种情况:

2.1战略贻误区:有天时地利无人和,就会错失战略机遇,可以称为战略贻误区。晚清的“百日维新”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当时中国需要,却由于领导集团意见不一,经过激烈斗争,终告流产,使得中华民族错失了一次重大历史机遇。

2.2战略骛远区:有天时人和无地利,也会由于自身条件的不具备,成为战略上的好高骛远。例如,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提出了许多具有强烈国际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可谓顺天应人,但超越了自身的国力。

2.3战略自力区:有人和地利无天时,可以通过自力更生,发挥人和地利也能取得一定成绩。例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形势对我不利,但是对外主动开拓“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的新战略视野,对内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强大的国防力量。

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战略自力区也是为新的战略机遇期窗口打开做好准备。

三种要素齐备的情况:

3.1战略机遇区: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齐备。这就是《易经》泰卦的“天地交而万物通”,天时地利相互配合,内健而外顺,人和于其中“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推动三要素耦合。

战略机遇期也会经历生、住、变、灭各种状态,包括打开阶段、维护阶段、变化阶段与关闭阶段。

二、回顾:建国以来的三次战略机遇期

(一)第一次战略机遇期(1949-1958)

新中国面临的最大天时是美苏分治的冷战格局形成,中国的积极介入使得两大阵营在亚洲形成了战略均势,而分界线是朝鲜战争与印度支那战争所划定。

正是基于对于世界大势的深刻洞察,新中国对外采取了“一边倒”战略,毛泽东说,那种认为站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更加独立的看法,只是幻想,美国、英国不会帮助我们,我们“一边倒”是和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12]

对内则推进“一体两翼”战略,即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从而开启了第一次战略机遇期。

第一次战略机遇期为新生的中国赢得了国际承认与安全保障,苏联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而最早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11个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13]这使得新中国站稳了脚跟。

同时,也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争取了外援,苏联援助的156个工业项目建设构成了“一五”计划的骨干。[14]“一五”计划建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第一次战略机遇期持续时间很短,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逐步关闭,外部原因主要是中苏交恶,从开始疏远、摩擦不断到最终走向了对抗。内部战略失误是抛弃了稳健的工业化路线,先是推行“大跃进”,后来又改变对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转向阶级斗争为纲。这使得在国内经济建设中遭遇重大的挫折,同时在国际上陷入空前的孤立,成为西方眼中的“怒气冲冲的孤立的大国”。

第一次战略机遇期的关闭,也推动了中国的战略调整,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缓和,中美和解被尼克松称为二战之后“最富有戏剧性的地缘政治事件”。[15]而这为第二次战略机遇期打开准备了条件。

(二)第二次战略机遇期(1978-1989)

第二次战略机遇期是改革开放之后开创的,这一时期最重要世界大势就是和平与发展,邓小平认为,当时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指东西问题,发展指南北问题。对于东西问题,他的判断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而南北问题的核心是南方不发展起来,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16]。

与建国初相比,地利条件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已经具备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具有强大的国防实力,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同时,人均收入仍然很低,大部分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经济社会各方面仍然处于落后的状况。

邓小平等领导人审时度势,超越意识形态界限,采取更为务实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与世界各国发展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实现了中美正式建交,并实现了中日关系、中印关系、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为改革开放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对内将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推行改革开放,正式开启了第二次战略机遇期。

本次战略机遇期为中国赢取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能够通过融入世界的方式发展自己的战略机遇,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形成了改革开放红利,中国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第二次战略机遇期关闭主要原因是八九政治风波、苏东剧变和冷战格局的瓦解,美国不再将中国作为制衡苏联的棋子,尼克松所说的两个国家在遏制苏联方面的共同利益不再存在。同时中国与西方世界意识形态冲突问题凸显,八九政治风波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制裁。

(三)第三次战略机遇期(1993-2016)

面对国际风云突变,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对外采取韬光养晦,“不当头”的根本国策,邓小平同志同江泽民、李鹏等同志谈话时说:

【“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17]】

当时,中国的经济体量仍然不大,作为发展中国家,着眼于办好自己国家的事,“闷声发大财”当然是一种明智的战略选择,这也是《易经》遁卦中的好遁、嘉遁、肥遁之意。

对内则明确改革开放方针不动摇,并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而经过短暂调整后,又打开了新的战略机遇期。

本次战略机遇期与第二次战略机遇期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它是冷战后的国际秩序中发生的。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抱有很强的信心,认为中国会是苏联、东欧之后的下一个多米诺骨牌,接触政策能够从外部推动中国的改变,而孤立政策只会让中国回到过去那种对西方构成威胁的愤怒状态,布什政府在1991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中提出“中国必然会变化”,而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是“对话和接触”。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是在参与和扩展(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的外交战略大框架下进行,基本目标是通过接触(engagement),将中国纳入“市场民主”体系。

小布什上台之初曾在很短时间里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2001年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就改变了看法,将国际恐怖主义与所谓的“邪恶轴心”视为主要威胁。奥巴马政策将防止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作为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美国对中国继续推行接触为主的政策,这使得中国在没有进行根本战略调整的条件下能够继续第三次战略机遇期。

同时在这一时期全球信息革命迅猛发展,中国通过积极参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加入WTO,推动了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价格低廉的中国产品开始销往世界各地,中国开始以世界工厂与经济大国的形象登上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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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新中国成立以来四次战略机遇期比较

三、变局:第三次战略机遇期的关闭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影响力就开始上升,但是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到二十一世纪初,中美、中国与西方虽然小摩擦不断,但是没有大问题。到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撼动美国的霸权地位,动了西方世界的奶酪,所以引得寇从外来。

这个过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开始了,随后进入了逆全球化过程,以特朗普的上台为标志,旧机遇期正式关闭了,需要开创新战略机遇期。只不过今天的中美贸易战使得其进一步显性化了,当然中美贸易之争会形成某种妥协,但是并不意味着更深层次的道路之争、制度之争、利益之争能够消除。

第三次战略机遇期关闭根本原因是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允许中国融入是有天花板的,而中国已经逐渐触及这个天花板。这导致了西方一些精英眼中,中美关系、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两个根本性变化:

首先是经济上的互补关系转变为竞争关系。美国等西方国家占据产业链高端,然后将中低端部分以外包、离岸经营等方式外包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这个模式在前三十多年运转良好。但随着中国科技实力增强,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就跟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产生深刻的竞争关系。美、欧等最近发布的报告,都将中国作为5G、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主要竞争对手。[18]

其次,政治上吸纳关系转变为制衡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接触战略的前提是将中国吸纳到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这一点一直没有变,而美国也认为他们有战略自信与战略耐心,等待中国最终转变的到来。但是今天,他们的这种自信突然被颠覆了,发现不但西方体系无力消化中国模式,而且这种模式还可能产生越来越大的全球影响,并对西方主导的制度模式与国际秩序构成挑战。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

【“数十年来,美国的政策植根于这样的信念,即支持中国崛起和融入战后国际秩序有助于实现中国的开放。然而,与我们的愿望相反,中国以牺牲他国主权来扩大自己的势力。”】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他的充满冷战色彩的演说中提出:中国正在扩大地区和全球影响力,而这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相冲突,并试图改变全球秩序,以对自身更有利。[19]

这导致西方重新看待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从原先冷战残局收官的看法转变为所谓的“冷战复赛”,而这场复赛的结局有可能是中国胜利,而西方失败。2017年11月“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用英文和中文两种字体写上“中国赢了”。

这种过时的霸权心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思维导致一些西方精英在面对中国崛起时不淡定,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带来西方的衰弱,削弱西方技术与产业优势产业,同时也会摧毁西方制度模式、生活方式的基础,这是所谓新中国威胁论的根源。

2017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以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国家”列为美国所面临三股挑战势力的首位,这改变了中美恢复交往几十年以来的提法,并认为“中国正寻求一个能够替代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战略,正以扩大其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的势力范围,并以对它有利的方式改写地区秩序。”

相应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也做出了根本性的调整,从小布什政府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任的领导者”[20]到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战略竞争者”,这标志着中美关系建交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最大的转型。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不管是否情愿,旧时代都正在逝去,我们需要有毛泽东同志当年“别了,司徒雷登”的那种勇气与智慧,说一句“别了,基辛格”,同时加一句“欢迎,特朗普。”

四、新时期世界大势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

工业革命会引发传统产业颠覆与改造,核心产业更替,与产业链条重组,从而使得经济格局发生革命性变化。

历史上世界大国崛起的关键因素在于掌握了新兴工业革命的领导权。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一跃成为当时世界头号强国。19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强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美国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最主要领导国,这使得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地位不可动摇。

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中国处于边缘化的角色。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一方面要迎头赶上,完成前两次工业革命,同时也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跟随者与积极参与者。

以数字化、智能化、生物科技、量子技术等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这是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一次最伟大与最深刻的经济社会大变革,变革的速度、深度与广度可能将超越前几次的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制高点的竞争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博弈的焦点,2019年2月,美国白宫科学与技术政策委员会发布了新的产业倡议将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业、量子信息科学和5G四大产业列为美国主宰未来工业的关键。4月11日,美国白宫发布了美国要主导世界5G行业竞争的声明。德国发布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明确提出“只有拥有并掌握新技术的国家才能始终在竞争中保持有利地位。”

与前几次工业革命不同,中国已经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导者之一,中国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等关键领域都处于领跑或者并跑的位置。这当然意味着巨大的机遇,但是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不但要面对激烈市场竞争,也要面临竞争对手的打压与封锁。

(二)世界基本格局由一超多强转变为两极多强

冷战之后,世界基本格局是“一超多强”,虽然出现了全球力量向多个中心的分散,但是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进入新时期以来,这一基本格局逐步转变。

这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所推动,首先是美国霸权的衰落,也许我们今天说美国的衰落还言之过早,但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却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美国霸权的衰落是由于其内在的危机,实体经济中心与虚拟经济中心分离、全球军事体系投入与收益不匹配,美国遍布全球的存在已经超出其国力承载力。其次是中国的崛起使得中国逐渐的脱离了第二集团,实力逐步接近美国。[21]

与此同时世界上的其他大国从国土面积、人口总数、经济总量、对外贸易总量、科技实力、军事实力几个角度来看都没有条件成长为像中美一样的全球性大国,成为世界的一个“极”。(见表1)。

鄢一龙:中国“三圈理论”与我战略机遇期分析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会出现G2那样的中美共治的格局而是会出现中美两国相互竞争、相互制衡,开展高强度的博弈,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为全球权力大竞争。(New era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同时又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世界治理体系这有一点像马克思当年讲的“两极相联”的全球秩序。[22]

(三)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过程断裂

二战以来,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使得全球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体化的过程,在国家内部,一体化过程表现为阶级矛盾的大缓和,资产阶级利益就是全社会的“普遍利益”,中产阶级崛起成为社会的中坚,贫困阶层也获得较好的福利保障,西方社会出现了马尔库塞说的那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单向度社会。[23]在国家之间,一体化过程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赢,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投资,与自由贸易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繁荣。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过程正在断裂。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日益成为“中惨阶级”,橄榄形的收入分配正转变为“M型”,少数群体占据了巨大的财富,根据乐施会的数据,2018年世界上最富有的26人与拥有世界较穷的一半人口38亿人的财富相当。阶级之间对抗性矛盾激化,在政治上表现为,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抬头,政党运作由趋中化向两极化转变。从国际关系上,一体化过程断裂表现为全球对外投资与贸易萎缩,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分裂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

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过程的断裂意味着西方经济与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这将会为世界未来的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性,但同时也意味着许多新的可能。与此相对应的是,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新型的社会主义在21世纪将日益表现出其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机与活力。[24]

(四)世界历史从大分流到大翻转

在历史学家所说的“漫长的16世纪”以来,世界就出现了西方与非西方的大分流,西方世界异军突起,成为全球体系的主导文明,在西方所展示的强大的武力优势、物质优势与精神优势压力下,所有非西方与西方的文明、国情差异都被规训为前现代与现代、外围与中心的差距。西方性与现代性结合,转变为全球普遍性,而非西方国家都被主动或者强制纳入这一体系中。

中国的崛起将引领南方国家的全面复兴,集体性的崛起,从1950年到2015年,西欧和美国GDP占世界GDP比重总量的比重由53.6%下降到32.7%,这一趋势还在持续。这将改变数百年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格局,世界的发展将由大趋异、大分流转变为大趋同、大翻转。[25]

伴随经济大趋同的过程是非西方文明集体性复兴,非西方国家作为世界体系的接受者转变为共同的构建者。这是世界不同文明通过平等交流对话而获得真正普遍性的过程,而不是由西方性所伪装的那种普遍性。这是非西方文明、非西方国家、非西方人群在世界历史中获得主体性的过程,这种潜在的、被压抑的、边缘化的主体性一旦翻转起来之后,必将书写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美国世纪”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会有新霸权取代美国来主宰世界,21世纪既不是美国世纪、西方世纪,也并非中国世纪,而是世界各国共有的世纪。

五、创造第四次战略机遇期的大战略

第三次战略机遇期虽然以2017年初特朗普上台为标志才正式结束,而2013年以来,中国已经主动进行了重大战略转型,对外,最为重要的是从“不当头”向充分发挥全球领导力转变,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国内,最为重要的是推进了发展模式的转型,推进了以创新为核心的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一系列先手棋已经推动了第四次战略机遇期的逐步开启。本文提出三点补充建议:

(一)推进第二次思想解放

建国以来的三次战略机遇期开启都经历了思想上的大讨论,形成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共识。特别是第二次战略机遇期的开启,得益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并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而破除了教条主义,形成了改革开放的共识,从思想观念上为第二次战略机遇期创造了条件。

虽然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但是社会共识远未形成。许多人身体已经进入新时代,但是头脑还停留在旧时代,既得观念群体已经成为阻碍新时代体制创新,许多新时代的战略举措难以落地的最大障碍,需要呼唤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破除新教条主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些洋教条。不但要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也要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的教训,以便为第四次战略机遇期创造思想条件。

(二)从改革开放红利到创新引领红利

第二、三次战略机遇期最核心的战略就是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的红利已经在下降。体制机制改革当然永无止境,但越来越进入一个无目标模式可以遵循的阶段,本质上已经是制度创新,而非传统的制度改革。与外部世界关系上,通过开放融入世界的红利也不断减少,越来越转变为引领红利,开放红利是顺应世界潮流,引领红利则是要引领世界潮流,提供中国产品、中国方案、中国标准与中国范例。

第四次战略机遇期的核心战略应该是创新与引领,从改革开放红利到创新引领红利,中国要建设成创新型社会与创新型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形成一种创新与赶超的氛围,各个领域都要向前沿面去赶超,才能获得新的战略机遇活力,这样才能形成引领优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科技的创新与赶超,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包括三大体系:面向重大战略需求的新型举国体制,面向市场的企业为主体的高效率的研发应用体系,以及面向前沿技术与前沿理论的基础研究体系,未来需要进一步提升这三大科技创新体系,特别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

此外,还要推进产品的创新与引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积极推进制度的创新与引领,不论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都要创造出世界上具有显著优越性的制度模式。最后是思想的创新与引领,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三)从和平崛起到包容性崛起

要充分理解中国崛起对于世界带来的震撼,首先是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他们顾虑到中国的崛起会造成他们产业衰弱和构成对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的挑战,其次,对于像印度等这种地缘政治的区域性大国怕随着中国势力的扩张会带来一个地缘政治的威胁,第三是周边国家,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带来朝贡体系的回归。

今天光谈和平崛起已经不足以应对所谓新中国威胁论,而是需要包容性崛起(inclusive rise),这个概念来源于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26]包容性崛起指一个大国崛起过程是和平的,而不是侵略的;是共赢的,而不是排他的;是完善全球秩序,而不是摧毁全球秩序;是带来机遇而不是带来威胁。

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中国的崛起不会重蹈国强必霸的逻辑,不会重蹈其他国家从事领土扩张的覆辙,这是由中国文明特性、制度性质与国家战略所决定,同时也不会进行地缘政治的扩张,中国将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而不是破坏者。

中国的崛起之所以是共赢的,是由于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主要体现为世界共同发展提供平台。一带一路是21世纪人类提出的最为宏伟的地缘发展政治平台,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包容性崛起将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中国的投资将成为促进发展的动力,一带一路就是崛起的中国送给世界最好的礼物。[27]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包容性崛起也不构成威胁,而是会带来良性的竞争,工业革命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但是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也只不过十几亿人,世界的发展还具有巨大的潜力,中国的崛起能够和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做大发展的蛋糕,而不是动了谁的奶酪。

对于周边国家而言,强大的中国不会重蹈国强必霸的逻辑,不会从事领土的扩张,同时中国的发展还会带来水涨船高的效应,形成经济发展的辐射效应,将推动东亚成为继北美和欧洲之后的第三大发达经济圈。

中国崛起之所以不会颠覆现有全球秩序,而是推动现有全球秩序的完善,中国已经融入现有的全球体系,是全球体系的大玩家与赢家,中国是现有全球体系的保守性力量,中国不是现有全球体系的颠覆者,而是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秩序向更为公正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崛起过程,不是排他的,而是包容的,不但不会给世界其他各国带来威胁,而是还会给世界其他各国带来中国机遇,为21世纪的人类带来和平、稳定与繁荣。

【鄢一龙,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注释:

[1]鄢一龙: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道路、中国制度、战略规划。[基金项目]中宣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高端智库建设项目,项目编号:20155010298。

[2]《鬼谷子·飛箝篇五》:“將欲用之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岨嶮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踈孰愛孰憎。”

[3]《孙膑兵法·月战》。参见《孙子兵法﹒孙膑膑法》,196页,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

[4]穆尔:《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战略管理》,北京:商务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

[5]穆尔:《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战略管理》,北京:商务出版社,2016年版,第50-51页。

[6]《易经》泰卦的九三爻

[7]《孟子·公孙丑》

[8]罗隐:《筹笔驿》

[9]《孟子·公孙丑下》。

[10]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011年版,第380-384页。

[11]《易经》履卦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12]毛泽东:《“一边倒”对不对》,《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279页。

[13]金冲及:《周恩来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14]“一五”计划规定:苏联援助下的156个工业单位的建设,在“一五”期间开始施工的有145项,还有11项将在“二五”计划期间进行施工。在156项中,实际落实的有150项,主要是重工业项目,其中国防工业44项,冶金工业20项,能源工业52项,机构工业24项,化学工业7项,轻工业3项。参见全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等:《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第2008版,第623页。刘国光等:《中国的十个五年计划》,2006年版,第76-78页。

[15]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

[16]参加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一九八五年三月四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05-106页。

[17]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页。

[18]2019年3月12日欧盟发布《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报告称“中国再也不能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它是全球重要的行动者和领先的技术力量。”

[19]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

[20]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欢迎中国与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道在推进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与不扩散等优先议题中担当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

[21]具体分析参见鄢一龙、崔京:《试论“两极相联”的全球新秩序》,《探索》,2017年01期。

[22]具体分析参见鄢一龙、崔京:《试论“两极相联”的全球新秩序》,《探索》,2017年01期。

[23]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3页。

[24]具体讨论参见鄢一龙等:《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第20页。

[25]参见胡鞍钢、鄢一龙、魏星:《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26]“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它的原始意义在于“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

[27] 详细讨论参见鄢一龙:《“一带一路”与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前线,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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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鄢一龙:中国“三圈理论”与我战略机遇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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