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墨客|洞察未来:邓小平科学思维的鲜明特征

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动态变化:一些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开始在一小部分人中间蔓延。在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以某种程度的支持。为此,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他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极为严肃的要求:“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允许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要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很显然,这是邓小平为我们党超前提供了抵御西方和平演变图谋、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锐利思想政治武器。

 【本文为作者文林墨客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近日,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的紧要时刻,我们看到作为美国国家元首的特朗普、作为英国政府首脑的约翰逊,竟然用极为荒谬的逻辑,误判疫情的超强严重性,误导民众对疫情的认知。他们的愚蠢思维行为,正在把国家引向危机之路、把经济引向衰退之路、把人民引向死亡之路。用“害人害己、误国误民”这八个字来形容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实在不为过,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这种情况说明他们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水平,与他们所担负的使命和责任是极不相称的,说明他们缺乏应有的理论思维能力,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对客观规律的掌握,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我们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正是他以其超群的理论思维能力和超高的战略思维水平,引导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强国道路、走向了人民共同富裕的幸福道路。为什么同样是政治领袖,差别咋这样大呢?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反复阅读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和第三卷,从中发现了邓小平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所具有的尤为突出的思维特征,这就是善于预见趋势和洞察未来。他的许多预见和洞察都陆续得到了证实。令人钦佩,值得效仿。

预见趋势和洞察未来,还是有所区别的。预见趋势,是从已有的相对静止的事物出发,窥见到未来的发展方向;洞察未来,是运用跳跃性思维观察事物,跨越时空,超前预知事物发展变化的结果。

文林墨客|洞察未来:邓小平科学思维的鲜明特征

预见趋势:战略头脑参透发展密码

何为预见趋势?所谓预见,就是提前看到;所谓趋势,就是发展方向。组合起来,就是提前看到了事物的发展走势。世间万事万物都是运动变化的,都有自己的运行轨迹。事物的运行轨迹,并非一览无余,而是深藏在纷繁复杂的境遇之下,普通人是很难发现的。非得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本事才能发现,非得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才能看得到。而我们所说的事物运行轨迹,实际上就是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性。也就是说,谁掌握了事物运行的客观规律,谁就能预见趋势、发现轨迹。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少之又少。我们称之为稀缺人才。从以往的历史发展看,只有极少数领袖人物才能做得到。因为他们具备超群的智慧头脑、超强的理论思维能力、超高的全球视野,拥有丰富的革命斗争或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掌握科学管用的认识工具。

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并没有做多少基础性研究,更多的是做应用性研究。他主要是针对事业发展,随时发现问题,寻找解决途径,提出政策主张,总结实践经验,概括升华理论。因此,在他的文选中,我们随处可见,碰撞出的思想火花,闪现出的名言金句。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见解独到、深得要义;“发展是硬道理”,言简意赅,揭示本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阐述深刻,把握精准;“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抓住根本,直击要害;“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纠正过往,只争朝夕;“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充分说明,邓小平的思维非同寻常,他能读懂客观规律、参透发展密码、找到解锁钥匙。

第一个例证:对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准确判断,至今仍然适用。人类的历史,就像九曲黄河一样蜿蜒而下,就像浩瀚长江一样延绵不绝。江河是可以划分为段落的,每一个段落都有各自的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人类历史与江河极为相似,也是划分为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特征,都有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因此,对世界发展大势作出判断,需要对历史发展有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从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看,国际大势风起云涌、世界格局风云变幻,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资本主义的兴起,标志着人类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人类世界的主要任务,是资本主义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然而,封建主义是绝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对动摇封建主义根基的行为进行严厉镇压,由此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英国爆发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其中夹杂着内战和持续半个世纪的骚乱。美国18世纪70年代~80年代发生的独立运动,期间伴随着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战争。法国1789年爆发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其间经历了多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残酷斗争。

从17世纪到19世纪这二百年间,欧美出现了革命和战争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南北战争,迅速横扫封建主义,实现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随后,资本主义发展造就出来的孪生兄弟,工人阶级不堪忍受剥削压迫,奋起反抗斗争。19世纪70年代,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20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激化,引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与革命相互交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爆发了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社会主义的成功先河;俄国十月革命引发了中国革命和亚欧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即就有中国和欧亚一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由此,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对立的局面。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出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出现了亚非拉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

回顾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的几百年间,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封建主义的命,还是无产阶级革资本主义的命,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战争。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了:这个历史时代的世界主题,就是革命与战争。

那么,是什么时候世界主题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呢?当然,任何突变都是渐变积累的结果。也就是说,量变达到了临界点才会发生质变。20世纪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世界主题就逐渐发生了变化。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灾难,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无论是参战国,还是未参战国,都饱受煎熬。纷纷意识到,这种惨烈状况再也不要发生了。战后重建成为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既然是搞建设,就需要和平的环境,就需要发展的局面,和平与发展就这样逐渐浮出了水面。当然,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这40年间,尽管美国不断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挑起了一些局部战争;尽管一些亚非拉国家开展了摆脱殖民枷锁、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各国人民“要和平、求发展”的强烈愿望。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以战略家所特有的广阔视野和敏锐目光,捕捉到世界主题的这种变化,并及时对世界发展大势作出了准确判断。1985年3月,他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992年2月,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再次强调“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时隔32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当今世界发展趋势作出了准确判断,又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明确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级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32年的历史发展说明,和平与发展是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世界主题,也是今后世界各国人民必须致力于解决的最重大、最基本的战略性问题。

第二个例证: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方向发展的趋势,至今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等方面确实有不俗的表现,大大超越了封建主义。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它所具有的私有制基础、所蕴含的对劳动者剥削压迫等弊端,也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弊端逐步暴露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就迅速萌生出来。这就是最早由莫尔、康帕内拉提出,最后经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创立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他们主张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剥削压迫、没有资本主义弊端的理想社会。经过三个世纪积累的丰富思想成果,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思想来源。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剔除其空想成分,吸取其合理成分,将其奠定在现实的基础之上,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

科学社会主义不但在理论形态上更为完备,而且在实践形态上具有可行性,成为工人阶级矢志不渝为之努力奋斗的战略目标。由此,一场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宗旨的社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拉开了序幕。在19世纪70年代,法国就爆发了由工人阶级发动的巴黎公社革命,开创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先河。但初次尝试并没有获得成功。然而,巴黎公社的失败并没有使工人阶级丧失信心和勇气,反倒更加激起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20世纪前期,首先是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政党领导下,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总危机,内部利益纷争激化,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他们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建立起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终于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转变为制度形态。随后是亚欧一批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利用资本主义世界又一次爆发总危机,内部利益纷争激化,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机,竞相爆发革命,陆续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尤以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制度,历经的磨难更多、基础也更为牢固。

科学社会主义在多国的成功,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引起了国际资本主义的恐慌和仇视。为阻止共产主义思潮扩散,铲除科学社会主义的根基,西方世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很快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对抗的世界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无力用战争方式消灭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情况下,开始改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消灭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平演变作为资本主义对付社会主义的一种新战略,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有效措施予以应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相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防备。资本主义阵营在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时,采取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术,竭力挑起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特别是挑起苏中两个大国之间的矛盾。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情况:经过一场大论战,使中苏两党两国分道扬镳。资本主义阵营在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又竭力把苏联作为重点对象寻求突破。其主要做法,就是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寻找代理人。经过多年耐心等待和反复筛选,他们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找到了戈尔巴乔夫这个最适合的代理人。正是这个戈尔巴乔夫用所谓“改革和新思维”,在不到5年时间里,就把列宁亲手创建的苏联共产党搞垮了、亲手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搞散了。苏联共产党的解散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迅速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拉回到资本主义营垒。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

邓小平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事业坚定不移、对西方的和平演变图谋警惕性十足。早在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就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这段论述中,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核心要义,归结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恰恰是这个“结合”,成为解开“社会主义健康发展”这把锁的金钥匙。换句话说,社会主义之所以没有在一些国家得到健康发展,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本身有问题,而在于没有找到解开“社会主义健康发展”这把锁的金钥匙,没有真正把握好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核心要义。这也是邓小平之所以反复强调的内在原因:“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自做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科学论断以来,邓小平就围绕这个科学论断不但从理论层面深入阐发其内涵,而且从实践层面制定系列政策措施持续加以实施,使其形成了包括理论、道路、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基本架构。邓小平预计在经过30年的持续努力,即可形成成熟、稳定的制度和政策体系。这就是,他在南巡谈话中所指出的:“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从理论层面看,邓小平从马克思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入手,推导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富裕而非贫穷的社会。他论述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才能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时才对他的系列认识做出了总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十几年的探索中,邓小平运用他特有的科学思维方式,最终揭示出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使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这样,就从理论上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问题。

从实践层面看,邓小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项伟大事业来推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条正确道路来开拓,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来加强。为此,邓小平开始从两个方面设计方针政策、组织贯彻实施。一方面,通过改革开放总方针和党的富民政策,大幅度解放生产力;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三步走”的发展规划及其各个阶段的目标任务,高速度发展生产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日益充分的物质基础。这样,就从实践上搞明白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问题。

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体系,已经日益成熟和定型,邓小平的这个预想已经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就是,经过邓小平之后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持续运作,特别是经过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精心设计、革故鼎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体系已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牢牢扎下了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求全党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既要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又要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从而构建出一整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总结了新中国7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7年,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实践经验,将其概括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这十三项制度体系。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制度体系更加完善的进程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成为一个融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为一体的完整科学体系。

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仍然在随时随地观察和研判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不断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为应对更为复杂的国际局势提出理论指导和斗争谋略。这就是,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所表达的科学观点和坚定信念:“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是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显得弥足珍贵。正如邓小平所说:“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

现在距邓小平作出“建设有中国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已经过去了38年,距邓小平南巡谈话也已经过去了28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没有枯萎,反而愈加旺盛。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了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为一体的日益定型的结构体系,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上,成为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的可靠保障。邓小平关于“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的愿望正在中国得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标志着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反观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持续不断。依靠他们自身的思维方式和治理能力,难以找到解除危机的方法和手段,面临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衰落境地。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比较,人们不难看到,经过曲折发展的社会主义代替走向没落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没有改变,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会改变。

目前正在发生的、空前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人类社会应对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严峻考验。实践以无可辩驳的逻辑,既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优越性,也无情地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劣根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绝对优势;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全国一盘棋思想;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可以举全党全军全国之力应对疫情,可以尽其所能全力救治每一位新冠肺炎患者生命,在很短时间内就控制住了疫情,使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超凡向心力和卓越领导力。西方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比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要好许多,有些人甚至产生了羡慕之情。意大利《起义报》网站2020年3月30日的报道提出这样一个耐人寻味而又令人深思的问题:“哪种社会制度能够更好地抗击流行病?答案是社会主义。”可见,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次充分展示,产生了极大的溢出效应,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内生出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严重地阻碍着国家和社会的动员组织能力。美国凡事都从利己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难怪在疫情尚未在本国爆发时,对中国发生的疫情不是采取支持和帮助的态度,而是抱着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诽谤不断、落井下石,企图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搞垮中国;当疫情在本国大爆发时,不是把主要精力用在防控本国的疫情上,而是抱着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污名化中国、甩锅中国,以此推托贻误防控最佳窗口期的重大责任。难怪特朗普为竞选连任下届总统的一己私利,绞尽脑汁用尽所有卑鄙手段,甚至出台无上限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救助在极短时间内四次熔断的美国股市,挽救已经走向衰退的美国经济。因为美国的股市行情是美国总统能否当选的晴雨表。所以,特朗普的关注点和兴奋点,不在民众的生命安全,而在于自己的竞选连任、在于资本统治集团的一己私利。在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蔓延的情况下,美国和西方国家许多人信守所谓行动自由权而仍然我行我素,完全丧失了西方国家引以为傲的绅士风度和社会责任感,甚至出现了医务人员采取辞职逃避的态度远离病患救助,完全丧失了救死扶伤的职业操守。

种种恶劣行径,充分暴露出资本利益集团的自私、狭隘、偏激,暴露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虚伪、分裂、任性,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劣根性。由新冠病毒引发的全球性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又一次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

我们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深切地感觉到,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其科学思维的逻辑性和缜密性非同一般、科学思维的超前性和预见性非同寻常。

洞察未来:犀利目光穿透远方迷雾

何为洞察未来?所谓洞察未来,就是透过时间隧道窥见到将来才会发生的事情。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有生命周期的,像人一样,都要有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这几个阶段。在人的生命周期中,谁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走完生命全程,谁也不知道在哪个阶段会发生什么事情。更何况,有些事物的生命周期,并不象人的生命周期这样有明确的阶段划分,因而更难以预知在哪个阶段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还有,世间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处于运动变化之中,既有缓慢的变化,也有突然的变化。究竟在什么时间点上发生何种变化,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很难让人觉察得到。这些情况都说明,洞察未来,是一件难度非常大的事情。

既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就绝非常人所能做到。必有非凡理论思维能力和战略眼光之人,方能穿透迷雾、洞察未来,准确预知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具备非凡理论思维能力和战略眼光之人,绝非等闲之辈。也就是说,非得集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于一身的领袖人物,才能有此能力和本事。毫无疑问,邓小平就是具备这种能力和本事的稀缺人才。

也许有人会说,某些未来学家,甚至某些有“特异功能”的人亦可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说出个大概。但我们这里所说的洞察未来,是指政治层面的、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关系人类世界发展走势的重大问题。

第一个例证: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敏感预知,已为其后发生的政治风波所证实。邓小平在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基的同时,始终关注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他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式观察和分析形势,从中发现蛛丝马迹,及时掌握发展动态。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西方敌对势力绝不能容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挑动国内某些右翼势力进行破坏捣乱。

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动态变化:一些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开始在一小部分人中间蔓延。在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以某种程度的支持。为此,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他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极为严肃的要求:“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允许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要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很显然,这是邓小平为我们党超前提供了抵御西方和平演变图谋、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锐利思想政治武器。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就出现了内含复杂的闹事问题。邓小平敏锐地发现了少数人闹事,已经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团结。他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现,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闹事,有些人甚至叫嚷什么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个别地方在坏人煽动下少数支边青年的闹事,极少数坏头头操纵的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串联,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公开发表,反动传单的散发,政治谣言的传播,‘四人帮’残余势力的活动,杀人放火、制造爆炸、抢劫偷窃、强奸轮奸等各种恶性案件的发生,走私漏税、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等犯罪活动的滋长泛滥,泄密和出卖国家机密、违反规定滥发奖金、抬高物价、扰乱市场等违法乱纪行为的不断出现,对这一切现象,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果不其然,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下,国内出现了动乱迹象。开始是思想战线出现了精神污染。1983年10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披露了当时的情况。他说,有一些思想文化工作者同时代和人民的要求背道而驰。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来污染人们的灵魂。邓小平历数了精神污染的严重危害性:“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致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深刻揭露了“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为此,邓小平提醒全党:“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针对这种情况,他明确提出,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的严肃而紧迫的要求。

尽管邓小平对这种思潮认识深刻,并一再提醒全党加强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但是我们党内有些高层领导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使这种思潮不断蔓延。邓小平不得不再一次强调这个问题:“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由于两任总书记都没有对这个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随后的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息了这场带有和平演变性质的政治风波。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首先分析了这场政治风波的背景。他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从这段论述中,不难看出,邓小平对这场政治风波的到来,早有预测、早有准备。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场政治风波的实质:“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邓小平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清楚地看到:“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中国和苏东国家所发生的动乱中,邓小平已经窥见到西方的图谋:“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可见,头脑清醒的邓小平具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超强能力和超高水准。

第二个例证:对香港回归后有可能出现的动乱所作出的准确预测,已经为因“修例风波”而引发的暴乱所证实。香港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我们党预测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西方国家肯定要封锁我国。我们需要有一个与外界打交道的窗口,香港则是最合适的地方。况且,香港并非永久性割让给英国的殖民地,而是以租借的形式,并通过条约确定下来的。租期一到便不再续约,我国收回香港主权则顺理成章。

进入20世纪80年代,距香港租借条约到期的时间日益临近,解决香港问题必然要提到党和国家的重要日程上来。那么,延续了百年的英属领地,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收回主权?长期以来并没有提出更好的方法和稳妥的模式。我们已经预料到,经营百年的这棵摇钱树,英国政府决不会轻易放手。他们必然会以种种借口设置障碍,从中加以阻挠。因此,必须拿出更加稳妥的方式,才能排除收回香港主权的阻力和障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项历史重任。他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从两国三方都能接受的角度,开始思考解决香港问题的最佳方式。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就阐明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原则立场。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邓小平以斩钉截铁的态度,首先确定了与英国谈判的前提。撒切尔夫人此访,就是来摸中国政府的底。英国人心知肚明,既然主权问题不能讨论,那么就要在管制权上讨价还价。撒切尔夫人拿出一个“以主权换治权”的政策主张,遭到邓小平的严正拒绝:“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收回香港以后实行的“这些方针政策应该不仅是香港人民可以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够接受,因为对他们也有好处。”在与撒切尔夫人谈话时,邓小平就担心过渡期有可能出乱子。他说:“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其实,邓小平就是在警告英国人不要故意挑起混乱,做妨碍香港回归中国并保持繁荣稳定的事情。

经过邓小平的科学缜密思考,提出了一个为各方都能接受的政策主张,这就是“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1984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针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他的政策主张和战略构想:“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1984年6月,邓小平在两次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邓小平直接向香港各界人士阐明党和国家解决香港问题的核心政策。面对面地向他们解释这项政策提出的背景、内容和注意事项,做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答疑解惑。在邓小平的持续努力之下,过渡时期并没有发生大的乱子。

然而,香港回归多年后却发生了规模不小的暴乱,不幸让邓小平言中。在香港回归前,邓小平就对香港有可能发生动乱有过清晰地预判。他明确指出:在香港,“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事实表明,邓小平的担心并非多余,完全为日后的发展所证实。

众所周知,从2019年6月开始,在境外美英反华势力的煽动支持下,卖国乱港势力利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阴谋策划示威游行,使事态不断升级扩大,出现大批暴徒恶意侮损国徽国旗,围攻中央驻港机构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机构;肆意打砸抢烧,破坏公共设施和街面店铺;随意设置路障,阻塞交通道路;占据机场大厅,殴打旅客记者,阻挠伤者救治;使用攻击性武器公然袭击伤害警察,破坏法律秩序,展露出恐怖主义苗头和“颜色革命”特征,公然挑战“一国两制”红线和香港繁荣稳定底线。

邓小平在1987年4月就曾告诫过人们:“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在这段论述中,邓小平一连提出“五个问”告诫我们,必须对香港存在动乱的可能性保持高度警觉。回归祖国后的香港并不平静,一直有或大或小的乱象,直到发生大规模动乱暴乱,完全证实了邓小平的担心并非多余的,使我们不得不佩服邓小平的深谋远虑。大规模的动乱暴乱向人们敲响了警钟: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我们必须根据新形势、新问题,从理论认知和实践操作两个层面深入探讨“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和制度设计,搞清楚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和制度设计的初衷。对我们迅速有效解决香港动乱暴乱问题,找到根治动乱暴乱的良策,具有重要意义。从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出邓小平科学思维所释放出来的那种穿透时空、洞察未来的巨大能量。

超前谋划:设计“三步走”的战略规划

在中国共产党将近百年的历史上,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都是具有超强理论思维能力的杰出领袖。他们都是善于以广阔的全球视野和智慧的战略眼光,观察世界、分析形势、判断机遇、谋划未来的。在谋划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发展上,充分体现了他们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与时俱进、接续传承。

毛泽东主席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概况曾经讲过“两个一百年”:一个是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即从1840年到1949年,用了一百年多一点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第一个历史进程的结束;第二个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起来,完成第二个历史进程也需要一百年时间,即到21世纪中叶,那时正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一百年。

那么,怎样完成第二个历史进程、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呢?那就是要搞“四个现代化”。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在他的头脑里,逐渐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当时他是这样说的:“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是他最初表述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究竟用多长时间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呢?最初,他提出用50年时间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在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又提出: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年至100年时间。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时间是不行的。

正是在毛泽东主席构想的现代化建设的框架下,在1964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并制定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在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但是,由于发生了左的错误,严重干扰了这项战略任务的实施,贻误了重要的发展时机。

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设计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框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传承者提供了基本遵循。正是在毛泽东主席的基本框架下,邓小平开始设计新的发展进程和战略规划。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传承者,接过了这项历史性重任。邓小平作为党的杰出领袖,勇敢地担负起自己的使命和责任。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复出工作不久即重提“四个现代化”建设。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才将“四个现代化”建设付诸实践。邓小平清醒认识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对于经济实力薄弱、科技和教育相当落后的中国,其难度是非常之大的。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就这样说过:“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定了这个目标,要靠我们的努力,靠我们的方针政策对头,靠具体的措施有力,才能实现。”为此,邓小平围绕这样一个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目标任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研究,提出了很有创意的科学理念,设计了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发展规划,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

首先,邓小平阐述了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据。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根据:一是我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二是我国有过去三十年建立的物质基础;三是中国人民有聪明智慧的头脑;四是有正确的对外开放的政策。

其次,邓小平分析了我国当时的国情特点。他指出,我国国情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底子薄。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技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我国国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人口多,耕地少。人口多,耕地少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因此,邓小平希望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研究,一定要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再次,邓小平开始针对现代化问题做调查研究。当年的现代化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因此,邓小平以出国访问的形式到发达国家搞调查研究。邓小平首先选择了美国。这是中美建交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访美,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美国人民的极大关注。邓小平参观了波音公司等现代化大企业,感受到现代化的气魄。随后,邓小平还访问了日本,乘坐了东京新干线高铁列车,感受了现代化的速度。两次出国所做的调查研究,使其加深了对国家现代化的理解。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国内也在针对现代化问题搞调查研究。1979年10月,中央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邓小平借这次会议的机会就现代化建设问题作调查研究,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并阐述了自己对现代化问题的理解。通过对发达国家的考察和对国内现状的调查,使邓小平认识到,我国是在经济较为落后的起点上搞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重新审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他说:“我们开了个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

最后,邓小平精心设计了“三步走”的战略规划。在以往的文献中,都把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称之为“发展战略”,而笔者则认为,将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称之为“战略规划”,更为恰当和准确。众所周知,设计制定发展规划,首先必须确定发展目标。1979年12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和一千美元的目标。邓小平在谈话中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其次,设计制定发展规划,还必须确定发展期限。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定了“两步走”的发展规划。即从1981年至1990年,用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从1990年至20世纪末,再用十年时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目标。从1984年开始,邓小平又提出第三步走的战略规划。即从21世纪初到21世纪中叶,用50年的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指出:“总的说我们的情况是好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毕竟我们只是开步走。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目标不高,但做起来可不容易。”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设计,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规划。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设计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框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力传承者提供了基本遵循。

在中国,正是邓小平开启了设计、制定、部署、实施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的伟大历史进程,才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条不紊地走到了今天。当年,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为中国未来百年发展设计了基本框架。其后的继承者们都是在此基础上加以具体化。

遵循毛泽东和邓小平设计的基本框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设计了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规划。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完成之际,又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行了分阶段安排,即从2020年到2035年,用15年时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再用15年时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他要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

邓小平精心设计的“三步走”的战略规划,不但对中国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引领了世界各国制定远景发展规划的先河。“三步走”的战略规划一经面世,立即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纷纷学习和效仿,开始设计和制定本国的未来发展规划。当时,在世界上形成了一股制定未来发展规划的强劲潮流。

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政党和国家的领袖,作为政治家,理应具有思想家、战略家的特质。用自己超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创立反映时代特征的思想理论体系,并用科学思想和正确理论指导事业创新发展,教育引导人民共同致力于国家的繁荣进步;用自己的深邃洞察力,观察时代的发展变化,审视事业的未来发展,并用长远的发展规划和战略措施,引领国家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通过对邓小平科学思维特征的解析,告诉我们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必须集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于一身,同时具备政治家的领导力、思想家的洞察力、战略家的穿透力,并付诸领导实践,取得骄人政绩,获得人民拥戴,才能配得上“杰出领袖”的称谓。在我们中国,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都称得上享誉中国和世界的“杰出领袖”。有这样的“杰出领袖”掌舵领航,是中国之幸!也是世界之幸!(此文写于2020年3月28日~4月4日)

【文林墨客,察网专栏作家,齐齐哈尔市委党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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