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现代市场经济为何加速收入两极化 :权力碎片化的放大效应剖析

现代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了权力碎片化的发展趋势,而权力碎片化促使权力分散的同时还衍生出一种放大效应。显然,这种放大效应导致了决策权的集中和篡夺,进而也就使得收入分配更为恶化。由此,我们就可以有效地解释新古典自由主义政策推行以来尤其是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社会现实。

【本文为作者朱富强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朱富强|现代市场经济为何加速收入两极化 :权力碎片化的放大效应剖析

一、引言

笔者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强调指出,当前日益严峻的收入分配问题主要与权力的集中有关,权力的集中导致了收入分配规则的不公正和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显然,基于权力集中度的视角,我们可以很好地解释非市场经济以及不成熟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差距现象。问题是,当今世界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收入差距都在不断扩大,这一现象又如何解释呢?毕竟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呈现出这样一个显著的现象:权力的分散化和碎片化。毕竟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看法,任何形式的联合,如工人组成的工会或企业形成的垄断,都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相反,在充分发展的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的价格主要由市场上的各种力量共同决定,任何单一市场主体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力都是微乎其微的,而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则主要取决于市场价格。基于这一逻辑的分析就可以得出,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使得世界将变得公平和高效,进而收入差距也将越来越小。然而,我们却看到,在工会和其他垄断组织逐渐消除或弱化的现代市场经济中,收入差距却依然呈现出持续乃至更为急速的拉大。这是为什么呢?按照收入分配取决于权力对比的逻辑,社会收入差距的拉大也应该与权力分布的不平衡有关,或者至少与收入分配决策权的不平衡有关。由此,我们就需要思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少数人又是如何垄断市场定价的权力进而获得如此之高的收入份额的?这就涉及权力碎片化所衍生的放大效应。

二、碎片化权力的放大机制

一般地,权力碎片化意味着权力板块被分割成一块块细小而独立的权力单元,从而导致大规模组织和集体行动的解体;但是,权力碎片中普通个体的权力因失去集体谈判权而被削弱的同时,那些核心的权力支配者却可以结盟并产生出更为强大的力量,这就是权力碎片化滋生出的放大效应。法学家考默萨就指出,“分散的多数人面临着信息和组织的难题,成了事实上的‘隐形’人,而少数人的力量就更为集中,因而只有后者的利益才会被代表。我把这种集中在一起的少数派被过度代表的现象,称之为‘少数人的偏见’。”由此,我们就可以从两方面来剖析权力碎片化滋生放大效应的内在机制。第一,在由同质性个体组成的社会中,每个人感到自己属于少数,从而往往倾向于保持沉默,这就产生了“沉默的螺旋”效应;此时,人们或者会受到媒体等所塑造出的主流思潮的影响,或者基于某种简单多数投票机制而形成寡头统治。第二,在由异质性个体组成的社会中,异质性显著的少数在主流意见中往往发挥标杆性作用,而普通的同质个体则更倾向于搭便车;此时,少数积极分子承担了集体行动的推动成本,但也享有了更大比重的决策权力。当然,有关现代社会中权力碎片化所衍生的放大效应,还涉及民主投票的机制以及权力的操纵等,这里从四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可以运用夏普罗-舒比克权力指数加以分析。夏普罗与舒比克在《评估委员会制度中权力分配的一个方法》一文中指出,一个有股份40%的股东,其权力为各拥有0.1%的400个股东的每个股东权力的1000倍,尽管股份比为400∶1。举个例子:一个股份公司有A、B、C、D、E 这5个股东,公司的重大决策遵循“一股一票”原则,并且要获得简单多数通过。并且假设三种情形:情形一,在公司成立之时每个股东都持有相同的20%的股票;情形二,随着公司的经营,其他4个股东决定每人都减持3个百分点,这样,A的股份就增加到32%,而其余四个股东的份额都下降为17%;情形三,A决定再要求B、C、D、E各减持1个百分点,此时,A的股份增加到36%,而其余4个股东的份额则下降为16%。显然,此时A拥有的股份依然没有超过50%,从而不能完全控制公司,因而其余4个股东也就同意了。那么,其余四个股东的决策明智吗?显然,运用夏普罗-舒比克权力指数分析就可以发现,在情形一中,A、B、C、D、E的权力指数分别是20%∶20%∶20%∶20%;在情形二中,A、B、C、D、E的权力指数分别是20%∶20%∶20%∶20%;在情形三中,A、B、C、D、E的权力指数分别是63.6%∶9.1%∶9.1%∶9.1%。这意味着,“赢者全胜”或“赢者通吃”原则在权力碎片化的市场经济中得到更为充分的贯彻。

第二,可以借用公共选择中的“理性选民说”加以解释。在政治投票中,由于每个选民的投票对结果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因而大量的选择会选择不投票。这在股权日益分散的企业决策中也是如此。事实上,随着个人持股的增加以及股权的分散,尽管西方社会开始被认为正在逐渐走上“人民资本主义”,但是,小股东能够参与的股东大会在企业治理中并没有真正发挥多大作用,反而沦为一种摆设。譬如,为了鼓励小股东们参加股东大会,美国几家大企业在召开股东大会时曾向股东们提供免费午餐,结果美国电话电报公司1960年的股东大会有11200人出席会议,第二年则有超过2万人蜂拥而至;但是,由于公司只准备了1.1万份午餐,从而发生混乱。为此,第二年公司就宣布不再准备午餐后,结果,出席者一下减少了80%,只有3254人。再如,以万科召开的股东大会为例,2015年5月份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出席率是34%左右,2015年8月31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出席率是38%左右,扣除第一大股东和管理层等持股比例,机构股东和散户的参会率也就在15%-20%之间。正因如此,那些大股东或控股者往往欢迎中小投资者,但却时刻提防大股东,因为新的大股东往往会影响原大股东的控制力,甚至反而为他人所控。譬如,当宝能举牌万科时,王石、郁亮等管理者就跳起来极力反对,甚至利用停牌来暂时终止宝能的前行步伐,利用毒丸行动来稀释宝能的股份。

其三,也可以从民主投票的“结果操纵说”加以解释。在政治投票中,通过投票程序的操纵(在投票前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投票顺序)、投票议案的操纵(在表决结果中加入能够改变投票结果的备选方案)、投票方式的操纵(采取有利自身的单轮或多轮投票)、选区划分的操纵(进行选区的划分以及选举人票的分配)、选举制度的操纵以及策略投票的方式就可以获得有利于自身的结果。这在股权日益分散的企业决策中也是如此。事实上,在大型会议上,会议议程主要为决策者的发言所支配,议案也是根据决策者的需要事先准备的。显然,根据卡尼曼等人的情景理论,人们的选择往往存在一种现状偏见:常常偏好现状甚于其他的备选方案,而一旦某个备选方案成为现状时,人们又会偏好它甚于其他备选方案;这表现为:人们往往不改变契约条款中的默认选择项,选民往往更认同现有领导者,等等。例如,如果雇主把加入401K储蓄计划(美国的一项退休储蓄计划)作为默认的状态,那么,几乎所有的雇员都会加入;但如果不把加入作为默认的状态,那么,绝大多数雇员都不会加入。再如,如果州汽车保险委员会宣布某种政策为默认选项,而保险公司让投保的个人依其偏好作不同于默认项的选择,那么不管条款是什么,投保人都倾向于不改变默认选择。同样,在股东大会上,很少有股东会反对决策者提供的议案,不会超过10%,因而有关分红额的发表、董事的当选及再次当选等都会自动地得到承认。

第四,也可以从“同股不同权”的股权结构上得到说明。公司创始人兼管理者为了保持企业的决策权,往往会设计出差异性的股权结构来保证其控制权不会因为股权多样化而受到损害。其中,最为普遍的就是AB股结构:在公司上市将股票区分为A序列普通股(Class A common stock)与B序列普通股(Class B common stock),并且规定两者不同的投票权。例如,在京东集团,机构投资人的股票被重新指定为A序列普通股,每股只有1票投票权,而B序列普票每股对应几十倍于A股的投票权。相应地,尽管刘强东的持股比例仅为15.8%,但由于所持主要是B类股票,从而就拥有了79.5%的投票权;相反,作为第一大股东的腾讯持股18%,却只有4.4%的投票权。再如,在小米公司,公司招股书规定,对于提呈小米股东大会的任何决议案,A类股份持有人每股可投10票,B股股份持有人则每股可投1票。因此,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雷军持股31.41%,小米总裁林斌持股13.32%,但他们所持主要是B股,从而各拥有53.79%和29.67%的投票权。其他,诸如百度、谷歌等都采用了双重股权架构。显然,这种股权结构违背了同股同权的公司法基本精神,甚至也会损害其他投资者以及小股东的利益。那么,这又为何能够盛行呢?无非是“利益”二字。一方面,就企业创始人而言,他要努力保持对公司的控制权,防止可能的恶意收购,进而从公司上市中谋取最大利益,否则宁可不上市。因此,双层股权结构 就是为了实现创始人的控制权,如果还做不到这一点,就会规定“一票否决权”。另一方面,就证券交易所而言,公司尤其是大型公司上市不仅为本地带来资本,更重要的是带来各种税费和就业的好处,因而各主要证券交易所都为这种违反公司法基本精神的上市计划打开方便之门。

事实上,根据公司法的基本精神,非上市公司以同股同权为原则,同股不同权为例外;而上市公司则不允许同股不同权,这是因为上市公司涉及众多中小投资者,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稳定资本市场安全稳定的秩序。正因如此,无论是中国大陆的A股市场还是香港股市,都严禁“同股不同权”。然而,公司上市确实会面临着失去控制权的风险,如新浪创始人王志东、苹果创始人乔布斯都曾被董事会罢免并被踢除出局。针对这一情形,刘强东就宣称,“如果不能控制这家企业,我宁愿把它卖掉。”相应地,为了维持控制权,阿里等互联网公司就选择远赴美国上市。正是基于“利”字,香港2018年4月颁布了上市新规:不但允许“同股不同权”,而且允许企业通过有限责任合伙、信托、私人公司或其他工具来持有不同投票权。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企业上市都可以适用“同股不同权”,香港就规定了“市值400亿港币以上”和“市值100亿港币以上+最近会计年度收益10亿港元以上”的要求。其基本理由是:同股不同权的上市公司很容易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的风险,而市值百亿的独角兽公司保持经营稳定则有助于保障中小投资者权益。但显然,真实原因是,这些大公司上市为本地带来的利益更大,从而也是全球各主要证券交易所争夺的主要对象;其结果就是,为大公司创始人兼管理者提供更大的政策优惠,扩大了权力放大效应,进而促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多重股权结构实际上一把双刃剑:如果创始人追求公司利益和股东的长期价值,它就有助于保障创始人不受投资者追逐短期利益的影响;但是,如果创始人仅仅追求个人私利,它反而就成为助纣为虐的工具。

可见,权力碎片化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有助于形成权力制衡,相反,在其所衍生出的放大效应作用下,公权力反而会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强势者手中,甚至导致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处于完全失衡的状态。关于这一点,我们看一段加尔布雷思的刻画:“随着规模的扩大与经营复杂性的增加,较小的或比较被动的所有者往往就失去他们的决策权。股东的数量通常会增加,每名所有者在投票权中所占份额因此而减少。更重要的是知识的欠缺。并不积极参与企业管理的那些人对于正在发生着什么的只是越来越少,他们获得这些知识的机会也减少的,而这时恰逢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复杂性的增加,意味着要做出明智的决策就需要越来越多的知识。与这些人形成对照的是那些直接掌权的人,他或者他们抱有由于掌权而自动带来的知识。在不存在通过投票实现控制的情况下,这些知识常常令某个人完全控制着企业。其他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他的领导。比小股东或者被动的股东损失权力更糟的一件事应该不是掌握情况而胡乱行使权力。所以公司再次适应于需要——在增长的某个阶段将权力集中于所有权的某个部分的需要。这种权力集中在了这样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既掌控着资本,又有能力行使对企业的掌控,因此就出现了经典形式的企业家的身影”;进而,“少数股权的衰落——甚至可能是足够分散的多数股权的衰落——为企业家提供了通过合并实现增长的机会。对控股权的掌握让他既能得到企业内部也能得到企业外部的资本。凭借这些资本就能买到统一行业之中其他企业里的控股权”。

最后,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权力碎片化的趋势,而权力碎片化则衍生出放大效应,这导致了市场决策权力的不断集中,进而使得市场收入分配日趋两极化。正因如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所有权是一回事,控制权又是一回事,而后者是决定收入分配的核心要素。譬如,德鲁克就指出,按照“由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这一最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定义,美国应该算是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理由是,美国员工持有企业股份的比例越来越大,乃至整个美国经济都处于工人阶级的控制之下。问题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后的收入差距并没有虽小,反而随着工人持股比例的增加而扩大,这是为什么呢?根本原因就在于,(1)工人阶级通过养老基金所持有的企业股权是分散的,从而导致实际决策权的缩小;(2)工人阶级持有的股权又是借助于投资代理商这一中介,从而使得股权决策权为这些代理商所攫取。因此,权力关系以及管理者角色并没有像德鲁克所预言的那样发生重大的和根本性的改变,美国社会并没有出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化,相反,资本主义特征反而日益明显。德鲁克就承认,“‘社会主义’来到美国并没有对美国的社会机构、权力机构、政治活动甚至政治语言产生太大的影响。”

三、权力放大效应下的收入分配

关于市场经济中的权力放大效应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里从如下几方面作进一步的细化说明。

首先,权力严重失衡情形下的收入分配决定相当于最后通牒博弈或者独裁者博弈。在这种情形下,收入分配结果主要就由有权制定分配方案的提议方决定,从而往往产生不公正的分配结果。这可从两方面加以说明:

(1)尽管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以及独裁者实验结果往往表明,大多数提议方倾向于提出较为公平的分配方案,但是,这主要是源自公平正义观和市场伦理等社会价值导向的作用,而在一个强权主义和掠夺性市场社会中,公平正义观和市场伦理的影响就微乎其微;

(2)尽管在最后通牒博弈中,作为回应方的弱势者有拒绝给定的不公平分配方案而选择两败俱伤结果的权利,但是,强烈的确定性效应以及微弱的风险承担能力也迫使得弱势者不得不接受既定的不公正分配方案。结果,在权力严重失衡的情形中,由于社会制度和收入分配规则实际上就由少数权势者制定,他们往往可以根据情形的变动而随意地制定规则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导致社会政策和规章制度处于不断变化。显然,这种现象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已经得到充分的展示。例如,在当前中国高校中,学术考核和职务晋升等规章制度往往因每一任院长、校长的上台而改变,而普通教师则为此疲于奔命。

其次,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权力碎片化,社会政治权力对商品价格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越来越式微的同时,经济权力的影响却越来越显著。显然,经济权力本身可以通过兼并、转移等方式而发生迅速的集聚和集中,从而导致社会中权力分布更不平衡。此外,市场经济中还存在这样一系列机制:不同禀赋的市场主体的风险态度、大规模行动中个体的“理性的无知”以及“全部少数地位”衍生的“沉默的螺旋”等,这又进一步地促使决策权集中少数大资本所有者人身上,他们可以通过“民主的操纵”而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收入分配规则。例如,随着股权的分散,占有10%乃至5%股份的大股东往往可以拥有整个上市公司的发展决策权,从而可以董事会的名义给自己发高额薪水。这在当前中国社会非常明显,2013年公布年报中央企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年薪如下:新华保险的康典为598.09万元,工商银行的姜建清为199.56万元,交通银行的牛锡明为179.22万元,中国银行的田国立为135.82万元,农业银行的蒋超良为113.36万元,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为112.9万元。

其三,随着经济权力的崛起,权力碎片化的放大效应带来的另一后果就是资本权力与管理权力的结合。正是由于资本权力和管理权力的结合,就导致管理层尤其是高管的薪酬也越来越高。其原因主要有三。(1)董事会为了追求更多的资本利得而对管理层实行激励工资,如股票期权。例如,和记黄埔的总经理霍建宁2006年薪水为1.3亿港元,2007年为1.48亿港元,2008年为1.33亿港元,2009年为1.24亿港元,2010年为1.54亿港元,2011年为1.7亿港元,2012年薪水为1.8亿港元,1999年更是高达2.1亿港元。(2)董事成员的工资往往也与管理层收入挂钩。例如,万科2011年年报显示,在哈佛游学的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从万科领取税前薪酬1504万元,万科总裁郁亮为1305万元,其他10位高管的年薪也在500万元以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万科的大股东是华润是一家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产权缺失使得它舍得放权给那些高官们。(3)股权的分散使得管理层也逐渐摆脱了股东的约束而能够制定有利自身的收益分配规则。事实上,2016年6月26日,大股东“宝能系”就向万科发出“关于提请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要求罢免包括王石、郁亮等在内的万科10名董事和两名监事,理由是王石利用董事长地位获取巨额报酬,损害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如在2011年至2014年间前往美国和英国留学,长期脱离工作岗位的情况下依然从万科获得现金报酬5000多万元人民币。为此,加尔布雷思说:“(现代公司管理机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免受股东的监控或制约,它将以自己的名义广泛地扩大自己的收入。借助于自己所选举的顺从的董事会,它将有效地确定自己的工资,提供自己的优先认股权,确定自己的失职优待金。”

其四,权力碎片化的情境中之所以会产生实质权力的放大效应,还在于现实市场的两大特性。具体表现为:(1)市场运行中的资本权力独占性,它排除了其他生产要素及其所有者的决策权,压制其他参与者的话语权,从而造成权力的集中;(2)市场决策中的“庸俗”民主性,它只允许个体拥有用脚投票的退出自由,而失去拥有手投票的呼吁自由,从而就必然会造成“沉默的大多数”现象。事实上,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推崇自由放任的市场主义,而自由市场竞争有利于拥有金钱权力的一方;因此,当社会政策为新古典自由主义思维所主导时,必然会产生有利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分配。例如,正是由于受新古典自由主义思维支配,里根-布什政府主要关注机会公平而不关注资源和福利公平,以致它们所推行的政策就大大恶化了而不是改善了美国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1992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EO)估计,1977年至1989年间20%最富有的美国家庭税前收入增加了77%,而最低层20%则下降了9%。同样,弗兰克.列夫在《金钱与梦想》中估计,一个有大学学位和一个只有高中毕业证的两个30岁的人,他们一生所获之差将从20世纪70年代的15%-20%扩大到90年代末的约50%;美国商务部人口调查局的数据则表明,在1975年,一个拥有学士学位的人比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人所挣收入高出60%,而到2009年则扩大为90%。

最后,须指出,越是属于上层的市场,市场主体的异质性越大,导致权力碎片化的放大效应越明显,相应的收入差距也越大。经验也表明,市场经济的推进将导致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而高收入者主要集中在与新兴市场相关的行业;同时,这些高收入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Bakija等就指出,高管、经理、主管以及金融专业人士近年来占了最高的0.1%的收入者群体的60%,并且占了1979-2005年收入分配中流向最高的0.1%群体的收入分额增长的70%。实际上,上层1%收入的群体构成是:31%来自于高管、经理和(非金融界的)主管,15.7%来自于医疗界,13.9%来自于金融界专业人士(包括管理层),8.4%来自于律师;其中,来自金融界的人数从1979年的7.7%提升到2005年的13.9%,几乎增长了一倍。而且,这些统计还没有包括资本收益,而所有资本收益中大约有一半都为最上层0.1%群体所获得。这一现象在当前中国社会也得到充分的证明,高收入者大都集中近年来兴起的金融和房地产业,而且不同企业的高管收入也因内部不同的分配体系而呈现出明显差异。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A股上市公司高管年薪排行表以及上市房企高管薪资排行榜就可以略见一斑了。

可见,通过剖析市场经济中权力碎片化所衍生出的放大效应,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收入差距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现象。一般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论断。(1)一个社会越是推崇自由市场竞争,资本权力越是不受限制,那么,经济权力的放大效应就越明显;相应地,少数强势者就越有能力通过制定分配规则来获取更大的收入份额,这使得社会收入分配更不公平,社会收入差距也更大。(2)一个社会的市场制度越不成熟,资本权力越是不受限制,那么,经济权力的放大效应就越明显;相应地,少数强势者就越有能力通过制定分配规则来获取更大的收入份额,这使得社会收入分配更不公平,社会收入差距也更大。显然,这就可以解释本章开头给出的数据,崇尚自由竞争的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比其他国家都严重,而市场制度不健全的巴西和墨西哥则比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更为严重。究其原因,市场制度不健全本身就意味着存在严重不均等的经济权力分布,同时也缺乏保护弱势者、保障基本权利的法律;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及官僚都热衷于推行自由放任政策,而缺乏实现补偿正义和矫正正义的积极性,从而导致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结合。

四、结语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权力集中主要源自权力碎片化所衍生出的放大效应,这使得企业高管垄断了制定分配规则的权力;在缺乏政府监管的情况下,企业高管获得的薪酬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同时,不受监管的新古典自由主义首先出现在经济最发达的美国,自美国企业树立了坏榜样后,其他国家的企业高管也努力效仿他们的美国投行,从而不断要求越来越高的薪酬。例如,英国的高薪委员会就指出,与社会其他群体相比,英国大公司的高管薪酬正走向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不平等水平。同时,受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权力碎片化的放大效应在当前中国社会得到充分的呈现,这是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重要原因。最后,逐利商人还会利用现代股市机制在公司的上市、破产、并购和重组、再上市的弹指间就轻松地聚集起了庞大的资产,由此造成社会财富差距的急速拉大。最近上映的由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参与的经侦题材电视剧《猎狐》就充分展示了一些不法之徒利用股市机制对众多股民进行“割韭菜”的手段和过程,这包括克瑞的并购上市,炮制肝克净研制成功的虚假信息以推高股价,持有股票在高位抛出后曝光真实信息,重新成立新高科意低价来重组破产的克瑞,而克瑞的董事长王柏林在幕后进行操控,等等。这些并不是文学的虚构,而是当今社会的真实写照。

事实上,近期爆发出瑞幸咖啡造假事件就真实展示了《猎狐》情节。通过资本运作以及烧钱补贴,2018年初成立的瑞幸咖啡在一年多时间就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开设了超过2000家门店,进而在2019年5月17日在纳斯达克上市首日一度暴涨50%,随后涨幅回落但仍较发行价17美元上涨19.88%,到2019年底股价达44.37美元,市值超过100亿美元;但是,当它的虚增单店单日销量、夸大广告及营销支出等行为被著名的做空机构——浑水(Muddy Waters Research)曝光后,股价就持续下跌,而在公司公开承认22亿元的造假后,股价在一天之内就暴跌了近80%。问题是,即使这种“金玉其外”的公司遭遇了滑铁卢,但通常却并不是前期资本投资者为这个事件买单,因为他们清楚地了解造假的事实,进而在上市过程中会及早进行股份套现而大赚一笔;相反,深受其害的主要是接盘的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尤其是广大散户小股民以及公司的广大员工,因为他们被误导和操纵了。通过对瑞幸咖啡的财富转移分析就不难明白了:(1)陆正耀及其关联股东在瑞幸咖啡上市之后就多次减持,通过股权质押套现了几乎一半的股份(约25亿美元),这就使得其余投资者面临股票暴跌的巨大风险;(2)2020年1月8日,黎辉的大钲资本减持瑞幸3840万股而将持股比例从14.06%下降至12.15%,由此套现2.3亿美元,大钲资本减持后已收回当初对瑞幸资本的投资成本;(3)黎辉的与大钲资本后来又再次抛售4400万股瑞幸股票(ADS)而将持股比例降低到8.59%,由此赚了5000万美元。然而,浑水给出了造假实锤之后,瑞幸董事会被迫承认了造假行为,但将之归咎于只拥有4万多股期权的COO刘剑及其下属的个人造假行为。当然,随着风暴越刮越烈,瑞幸咖啡很可能不仅会遭受巨额罚款,而且当事人也会有牢狱之灾。不过,这仅仅是少数暴露出来的严重造假行为,而在股市中显然有着更多次一级的造假行为以及没有被曝光的严重造假行为,这些都通过现代股市机制而造成了大量财富的转移的集聚。

其实,瑞幸咖啡的董事长陆正耀、CEO钱治亚、COO刘剑以及高级副总裁郭谨一等人都来自原神州租车(陆正耀是神舟系创始人),其资本投资者为刘二海的愉悦资本和黎辉的大钲资本此前也曾参与神舟租车融资。根据浑水的报告,瑞幸董事长陆正耀和同一批关系密切的私募股权投资者在2007年成立了神舟租车并于2014年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在股价从IPO时的8.5港元涨至2015年5月的20.0港元时,他们在短短9个月内向市场抛售了神州租车的42%股票而套现16亿美元;在相同时间,Hertz、联想和华平投资等PRE-IPO投资者也出售了大量股票,用4.85亿美元的原始投资获得18.4亿美元收益;正是这批内部控制人的持续减持,神州租车股价在一年内从22港元的高位跌至个位数,由此造成后续投资者和大量小股民的巨大损失。与此同时,随着陆正耀的减持,神州优车成了神州租车的接盘者并于2016年7月挂牌新三板,转而从事买卖车业务。期间,陆正耀又通过收购宝沃而从神州优车转移了1.37亿元人民币:陆正耀的关联方王百因(王百因和陆正耀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06年至2008年的EMBA同学)成立一家空壳公司“长盛兴业”并以3.97亿人民币从北汽-福田公司手中收购了接近倒闭的宝沃公司67%股份,收购后迅速转售给神州优车而在短短两个月里获利1.37亿人民币;而且,在长盛兴业收购宝沃前三周,神州优车还为北汽-福田提供了24亿元信用担保以帮助它向宝沃汽车提供24亿元的股东贷款,并明确表示担保是为了“便于长盛兴业收购目标资产(即北京宝沃)”。显然,这些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赤裸裸的资本掠夺和财富转移行为。

【朱富强,察网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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