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与共:对“文王拘而演周易”不应当埋怨

“文王拘而演周易”,这难道不是这位很可能天生会“算数”的周文王,得到了极好的舒适的自由的待遇的证明?所住的牛棚里,恐怕不仅有美食美酒、世界名著,还有青山秀水、蓝天白云、美色仆从吧?数千载之下,看看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害在监狱里的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人、民主人士,还有杨虎城将军、小萝卜头等等,遍体鳞伤、食不果腹、坐卧不宁、朝不保夕,怎么可能有精力有余暇去“演周易”?

【本文为作者常与共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常与共:对“文王拘而演周易”不应当埋怨

既然是引用伟人的话,难免地会断章取义。比如,有人只引用了“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可是,他们却没有引用下一句“但是对于那些做过这一切事情的人,完全有权要求他们不要指责别人是革命者。”后面还有“德意志帝国是革命的产物”等一长段话,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看完。

同样,有人还引用说,“如果现存的政府利用现行法律来摆脱它的反对者,那末它所做的是任何一个政府所做的。但是,如果它以为要完全把他们吓倒只需要大喝一声:你们是革命者!那末它用这种办法最多只能吓倒庸人。”(同上),但他们似乎不愿意在篇幅完全允许的情况下,把紧接着的这句也抄上去,“整个欧洲却会响起一个回声‘你自己就是革命者’”。这段话,用来说辛亥革命党人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逐渐走上彻底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猎枪、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实在很是恰当。不过我们不讲“众所周知”然而已是一塌糊涂的近代史,免得惹上一身腥气,还是说远一点。

古代文化人写文章,大体上有所谓“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路数,前者大概是严守“本文”和文本,寻章摘句、索隐钩沉、七连八串,把圣贤人物的一两句话,弄成一篇万字长文,引申出一个或中规中矩,或石破天惊的结论,比如诗经中的很多民间歌谣,比如“关雎”等今人眼里的爱情诗歌,在朱熹老先生眼里就离不开“淫奔”这个关键词;后者,则是以我为主,万千种材料随取随用、截取套用,因为结论先行,所以,那些材料本身中往往是断章截句以取义,全然不顾及当时当地的语境和指向。

用现在理解,就是双引号里的那些话,只是作者拿来论证自己观点的材料,你要真想理解那被引用句的真实意思,除非去读原著者的上下文,否则,你肯定会被这位引用者给误导了。当然,不管是我注,还是注我,那个曾经不乏历史进步性的“六经”,时至今日,由于一些鼓吹者死守着遗老遗少的教条和一夜回到70年前的春秋大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妨害了我们走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理想信念,更好地焕发广大劳苦大众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积极性,在当家做主人的道路上挺直腰杆、没有因袭的负累,“开拓创新”向前进。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原始共产主义中托生出来的奴隶制,当然有其革命的鲜红胎记,它的进步性不容置疑,恰恰如同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主义一样,可是,它的所谓“维新”显然不是这个,因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展现,从禹传启、家天下就已经开始了,夏商周三代,起源几乎是同时代的,政权或者朝代的更迭,并不改变制度的性质,商人的鬼神崇拜,周人的礼乐议程,无非是具体的治理方式的变化而已。

商纣王早年间办了那么多好事,开疆拓土、保境安民、促进原始华夏民族大融合的贡献没人提,什么暴虐呀、好色呀、酒池肉林呀等刺激感官的故事却近由文人有组织的编排而大肆传扬,“助纣为虐”等词汇的智造显示着具有创造性的文人化腐朽为神奇的伟力,不服不行。不仅如此,还非要搞出个《封神榜》里那般天地人三才大混战的玄幻情节,来拆庙骂神,来把商汤的信仰体系拆毁得灰飞烟灭,无非是确立新的合法性的一种“封(我的)神”的游戏。牧野之战,反戈一击,依然流血漂杵,何以故?原因之一,是商纣王的正规军正在边疆作战或者在为“祖国”开疆拓土、稳固边防、保卫和平,而守卫都城的基本上是非正规军,至少是战斗力不强的“杂牌军”,当然还有些符合那时代大型国家工程常态的数以万计的“奴隶”,打不过早有异心、磨刀霍霍、精心操练的“周家军”。也在所难免。

换言之,如果商纣王把强大的有战斗力的军队用来守卫王室、镇压“国内”可能的反抗者,清除一切异己分子,而不是以最好的好意来揣测手底下那些地方大员、公侯伯子男等朝廷权贵的忠诚度,那么,鹿死谁手,是不会有什么疑问的。“文王拘而演周易”,这难道不是这位很可能天生会“算数”的周文王,得到了极好的舒适的自由的待遇的证明?所住的牛棚里,恐怕不仅有美食美酒、世界名著,还有青山秀水、蓝天白云、美色仆从吧?数千载之下,看看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害在监狱里的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人、民主人士,还有杨虎城将军、小萝卜头等等,遍体鳞伤、食不果腹、坐卧不宁、朝不保夕,怎么可能有精力有余暇去“演周易”?

当然,有人一定会举反例,比如瞿秋白《多余的话》,比如方志敏《可爱的中国》,比如渣滓洞英烈们的《狱中八条》、《我的自白》等。这样说话,就叫做狡辩、诡辩,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些文字,无一例外都是在已明知将被反动派戕害而“面对死亡”的极其紧迫而短促的时间内写下的,绝大多数的遗嘱性的诗文,无一例外是在表达着一个共产主义者至死不渝的信仰和对新一代接班人的无限期许,特别是对如何取得革命胜利的血泪告诫,字字珠玑无非是要说,同志们,我们是爱你们、爱人民的,但你们要警惕呀,“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人头落地、生死两茫茫的紧要关头,还怎么可能去讲究什么文法、修辞、用典、圆融、美感?这种追求,或许正是站在戕害浙的一面,欣赏着那种一面下行刑的命令,一面吹着一支家乡小调的优哉游哉或是暗示痛苦,然而并没有什么“暖用”,不过更加凸显了冷血嗜血的“加害者”的暴虐美学。

回到商、周文化对垒的问题上来,当然没有人会愚蠢到要回到商朝去,天天求神问卜,活在几个装神弄鬼的占卜大师的脚下胯下。根本的决定要素是来自劳动者所创造的生产力,特别是由于商王朝有组织的大型工程建设和对外军事行动对农牧业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极大催化,以及商业交易的场所和职业人士的不断聚合,使得那种求神问卜式的神话表达逐渐失去了市场,人们通过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越来越感到巫师们真的是在“跳大神”,这就为人们逐渐自觉地摆脱自然崇拜和神学束缚,开始新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创造了基本的物质前提和认识基础。正所谓,揭开了神话,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至于后来的“武王伐纣”,无非是“顺水推舟”,甚至是另一种窃夺革命胜利果实。因为“人民”没文化。

吊诡的是,假使同时经历了商周改朝换代的黎民黔首,恐怕会有一种极其荒诞的感觉。以前在商王朝,是大家,大人和老百姓一起面对“老天爷”,无事不烧香,淫祀嘛,然后有个大事小情,大家一起听老天爷是个什么意思,看看屈指可数的几个巫师在那里进行一番说唱表演,至于正常的人际关系,还是相当程度地保留了自然天成、无拘无束的原始因子、田野风貌,大家都平等地“愚昧”和原生态着。可是,到了制礼作乐、君臣父子的文王武王时代,人民头上忽然间骑上了一个除了摇唇鼓舌、摇笔生事而“一无是处”(夏商的巫师在本职工作之外也是参加农牧业生产的)的强大的依附性的文人集团。

“我命由我不由天”?如果是在商代,哪吒这孩子一定会被善良的大人们送到同样善良的巫师那里,一面在神灵面前磕头如捣蒜,哀告他原谅这个无知少年,一面给量个体温,喝下点草药,然后带到山野里烧几个陶罐、报到河边洗洗头,“醒个酒”;而到了周代,则一定会被文人士大夫披头散发、如丧考妣地连夜报告“县长”,然后事不过夜地投入大牢、选取吉时、推出午门,不由天?就是不由父呀,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就是不由天子呀,君叫你死你不得不死,你这是无父无君、欺师灭祖要造反呀?看看,谁更没有幽默感?

他们不仅垄断了人人都可能享有的沟通天地人的信使的特权,而且基于维持依附性生存的需要而不断对如何愚民驭民进行着孜孜不倦地原始创新,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五伦十义等等,都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无异于中国特色的“奶头战略”,因而极大地加重了广大劳动者的精神枷锁、妨害了广大劳动者的精神自由,阻碍了更具开放性、创造性和新陈代谢性(也就是革命性)的中国文化的长成,使得劳动人民长期处在被深度麻醉和高度软化的状态之中,中国沉沦在漫长的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作威作福的外带盆满钵满的,比如带动了汉服销售热的国学家们有充分的理由“自信”,如此精神按摩、束缚、SM不厉害,能稳坐金交椅两千多年?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主席自己都说了写了“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有人就是不信。因为这不符合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样子改造世界的一贯追求。“人怎么能没有私心呢?人不自私还是人吗?”一切反动派面对不怕死的共产党人都想不通的,今天那些共产主义的怀疑论者、反对论者,是打心眼里想不通。他们是诚实的愚蠢和罪恶。这都多少年过去了,还是有人说《沁园春·雪》是什么“帝王心态”的写照,跟当年蒋介石说毛主席到重庆是“称帝”来的如出一辙。说明什么?刮民党及其国家政权虽然早就随着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而彻底完蛋了,可其“忠实信徒”可还是“在人间”。想想看,孙中山的国民党,当初也是因为革命而起的,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党,可到了蒋介石手里,到了大革命时期,还有一点革命党的味道吗?革命党的亡党、中华民国的亡国,从四·一二大图杀就已经“实现”了。恰如同苏联的亡党亡国,从赫鲁晓夫上台就已经实现了一样。

【常与共,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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