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本科学子:对疫情中部分国外“索赔”论调现象再思考

2020年上半年爆发的新冠疫情是对人类社会共同的挑战和考验,中国在抗疫中交出了令人民满意的答卷,为世界探索和积累了经验,并矢志不渝倡导深化国际合作。而自4月以来,国外部分政客和团体却宣传起所谓“中国赔偿论”、“追责论”,已有相关分析指出这一论调本身在法理、道义等角度难以成立,本文则主要从这一现象入手,对其背后深层的逻辑进行再思考。

北大本科学子:对疫情中部分国外“索赔”论调现象再思考

01  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丛林法则

“丛林法则”是自然界动物之间弱肉强食的法则在实际中被嫁接到人类殖民理论和活动规则之中的理论,在19世纪随着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广为人们关注,尤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推行殖民活动的理论注脚。换言之,“丛林法则”又和西方“自然权利”学说相契合,并辅以契约精神规范,由此实则肯定了“弱肉强食”的不可避免与正当性。

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则主要对具有“丛林法则”特征的资本逻辑演进的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就详细分析了作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深入发展辩证逻辑,指出市民社会中“丧失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的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虽未直接以“丛林法则”相称,但其中极为明确地对人类社会“弱肉强食”不平等现象和深层机制加以了批判。此后如列宁等思想家深入洞察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积累机制等问题,指出金融资本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当代重点关注世界体系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阿瑞吉则认为欧美发达国家所鼓吹的“平面世界”,并非服务于世界各民族平等发展,实则“实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建立不平等交换的贸易体系以服务于资本主义积累的需要。

相关认识在19世纪也逐渐传入中国,主要从另一面发挥了其鞭策和警醒时人的作用。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崇斯宾塞绌赫氏”,主张将进化论与人类关系相联合,对其后中国近现代学者和政治家都产生了普遍影响。对人类历史、世界格局“弱肉强食”特征的认知,刺激了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由此也与以反思资本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得以扎根和本土化有一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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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金融资本“正当性”的自我构建

马克思强调从物质经济事实来分析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辩证法,他注意到战争和霸权是推进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而这往往却结合了若干抽象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价值观以自我赋予“正当性”。如他曾专门关注近代中国在发展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命运,指出英国为弥补英中两国间的贸易逆差,“宁愿隔一定的时候就用海盗式的借口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尽管它是“惯于吹嘘自己道德高尚”的。其中他对中国被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和数次巨额赔款表示同情,同时指出了英国行动背后深层的经济动机,及外交舆论上“合法化”自我行为的双重表征。

尽管二战后资本主义推进的手段相比较之前而言有所改良,而其本质上寄生性积累机制的特质没有改变。这次疫情作为外生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传导到美国社会经济的影响相当之大,这与其内生性的经济根本结构性缺陷有关。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新民粹主义的崛起,推行美国经济利益先行的主要方略,这在美国对疫情冲击下经济危局应对的过程中表现尤为明显。所谓部分议员和企业所有者提出的“索赔”方案,实际亦与中美贸易上由来已久的战略利益冲突相关,部分参众议员的动议甚至直指要求包括普遍加征关税、限制中国在美投资、冻结中国在美资产、鼓励他国债务违约及产业链撤离中国等行为,而打着中国“处理疫情方法和信息共享上存在问题”,因此“应对世界予以补偿”的旗号,似乎又构建了某种“逻辑自洽”。本质上,美国“索赔”不过是对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的中国发展所造成美国资本剥夺性积累空间减少的不满和反弹,新民粹主义在“大众-精英”冲突口号下实现的权力转移,对新自由主义基础上政治共识反建制的表达。所谓的“索赔”,这种具有赤裸裸地“丛林法则”色彩的、以经济利益诉求为主要目的的行为,是金融资本发展逻辑机制的根本影响下在舆论上的一种表现。

《人民日报》曾刊载关于炒作“向中国索赔论”的回应,简明扼要地指出如此“闹剧”无非目的两个:“吸引眼球、转嫁矛盾”。在上文所述金融资本发展逻辑的根本矛盾,解释了一种或多种“丛林法则”色彩的行为表达被激发的必然性。就其利益诉求的人格化而言,则主要表现为金融寡头及其关联的社会基础应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行为选择。疫情下美国等西方社会大规模的失业、中产阶级和下层贫困问题凸显,对外指向中国的“种族主义”话语似乎能将病毒异化为“进攻性民族主义”,营造某种“战时状态”,从而不仅疏解了其国内对本国政府应对失误的不满,并扩展了其对外“种族主义”话语正当性认同的社会基础,同时关联大选中的政治利益诉求,国内反对者反而会被置于“以‘政治正确’高于人权”的不利话语地位,从而以图实现疫情考验下基于金融资本利益上的诸多现实利益。

因此中国“动辄得咎”根本上与西方金融资本积累机制的根本结构性缺陷紧密相关,而其在危机应对中强行自我建构的逻辑更鲜明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国际秩序的“丛林法则”色彩,它所合理化的“正当性”不过是抽象的契约文化和个体精神形式逻辑的延续,在实际中不可能根本解决其面对的危机,无法真正扩大其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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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欧洲的摇摆:丛林法则下没有受益者

在“索赔”、“追责”论调的中心、同时也是金融资本逻辑最彻底表现的美国之外,是相对“进退失据”的欧洲。值得注意的是,如德、法、意等国中也有部分媒体或党派团体表达了相关有所偏颇的言论,但总体上态度则较为摇摆,实则需要结合更长期的观察视角,分析其与中国的经济结构性关系。

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地位的崛起,具体而言对欧洲各国经济日益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引发了金融资本及其利益相关方对资本积累空间缩减的不满。欧盟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自2000年来就逐步拉大,欧洲认识到崛起的中国的重要意义,但同时又备感压力和挑战。这次疫情也深刻地暴露出欧洲部分国家经济结构问题,诸如德、法等国均对本国战略产业依赖性,尤其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而产生空前的危机感。实则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背景中,近年来欧洲同样已出现民粹主义潮流,因此疫情中部分利益团体的舆论直接选择附和美国的话语有其深层次的共同点。

但是相对于美国,整体上欧洲大多数国家在对于中国态度上还是试图保持相对自主的态度,但是疫情进一步凸显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间在丛林法则竞争下的地缘政治裂痕。如代表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上升趋势的英国脱欧计划最终实现之外,疫情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的初期,欧盟内部缺乏团结和难以作为更加深了相关的结构性矛盾,包括各国对如何接触中国的方针策略选择的差异,似乎进一步扩大了欧洲南北分歧和不信任,这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欧洲各国的表现也有一定类似之处。

此外,部分欧洲国家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仍倾向于以丛林法则的思维曲解中国,根本上服务于其资本发展的诉求,并借助自我“正当性”认知缓和矛盾,扩大社会基础。部分欧洲国际政治智库认为,中国在疫情中展现出经济、科技、行动能力等多方面的强大实力,并对欧洲相关需求加大支持力度,是一种“收购战略资产”的行为,及新的地缘政治竞争的表现,因此对于中国的投资筛选、5G和产业政策也许会推动欧洲的“集体行动”。部分言论者的逻辑认知实则是将中国道路与所谓“华盛顿共识”直接等同,以丛林法则的思维审视可能的相关后果,由此刺激本国和欧洲共同谋求“战略自主”、“多边主义”,将对中国的不信任态度转化为某种民族意识。这在部分国家如德国中左社会民主党因对本国供应链依赖问题担忧而倾向于支持与中国“脱钩”立场,意大利国内对中国持积极态度的“五星运动”和右翼产生分歧、并为后者利用借以施压政府等现象表现出来。而诸如此类的经济应对方案并非是根本上良性可控的,基于资本主义发展利益争夺上构建出的相关逻辑认知也并非是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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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中国道路的角色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和谈话中透彻地阐明了为战胜疫情国际社会应以团结合作作为最有力的武器的观点,中国赞赏国际社会给予的理解和支持,并会始终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为国际社会抗疫提供支持。因此,打破传统零和博弈、“丛林法则”思维的桎梏,促进国际社会正确理解中国在处理本国疫情中的成功和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所体现的中国道路的角色和意义则尤为重要。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金融资本主义积累机制根本不同,根本指向人类社会的互惠与共同繁荣,由此破解了基于金融资本利益诉求上部分话语的悖论。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来看,如弗兰克等学者指出传统中国道路就经济意义而言,就倡导一种相互尊重、互惠共赢的贸易体系,这和此后控制全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结构根本不同。而就中国经历革命和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其并不等同于西方资本逻辑的简单复制和套用,而是将中国体制优势和市场、技术等手段结合起来,始终能使资本逻辑在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范畴内运行,而非如西方社会中金融寡头反过来控制了社会整体。阿瑞吉认为中国能继续走“无剥夺积累”的发展道路,不仅能实现国内各产业的均衡协调发展,同时有助于新的更公平合理的世界体系的形成。事实也证明,世界不能也不可能与中国“脱钩”,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可能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对风险的能力也有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这为此前世界经济发展史里中国的表现所印证。根本上证明了上述部分西方国家所谓中国利用疫情扩张经济利益等带有种族主义偏见、阴谋论色彩论调的逻辑谬误。

中国所奉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和“丛林法则”中“弱肉强食”思维不同,而是尊重各国基于自身国情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并倡导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和而不同”、“中庸之道”,在现实中诸如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等努力,疫情中对国际社会援助“投桃报李”、积极回馈是出于促进国际社会和谐、安定的诚意和初衷,所提倡的合作是希望以促进人类社会从若干抽象原则向更务实地共同关注“真正的人”的根本需要和生存尊严为出发点。而部分外媒认为中国回馈是理所应当的“互惠行为”,将中国的经验分享和物资援助认作强权“输出”,从而实现其矛头对外营造虚幻的“民族主义”以转移矛盾、获得民众支持,以经济利益甚至是少数金融寡头的利益为准绳,抽离广大民众的实际需要和根本利益。二者出发点之不同则显而易见,因此值得对与金融资本发展相伴随的文化价值和思维观念加以反思,更能认识到中国方案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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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新冠疫情的发生无疑将对整体世界都产生深刻地影响,值得肯定的是国际公论中不乏清醒的认知,部分有失偏颇的论调于情于理都必然难以成立。其根本上是在危机应对前,金融资本逻辑结构性问题的表征,深刻地体现了资本主义自产生发展之初所伴随的“丛林法则”思维及价值理念。

正如马克思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强调的历史性地视野和对具体与一般关系的辩证认识方法,对金融资本悖论的批判性审视是基于其内在的、持续性的发展逻辑而言,而并非是对当下某个具体人物或事件的绝对否定或肯定,“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指向资本主义制度客观的发展规律和趋势,而针对具体事件中诸多“资本主义的危机”,仍应看到其可能的自我调适能力和表现,相关问题更值得进一步思考。而综合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可以肯定,中国道路必将对未来更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0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

[3]《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6页。

[4] 乔万尼·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13页。

[5]《人民锐评:炒作“向中国索赔论”,无知无理无耻》,《人民日报》,2020年4月20日。

[6] <Covid-19 and Europe-China Relations: A country-level analysis>, 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 (ENTC), 29 April, 2020.

[7] 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年,第164-169页。

[8]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68-370页。

【作者张蓝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大钊班本科生,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 pku马院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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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索赔 疫情

原标题:国际评论|“丛林法则”下金融资本危机应对和结构性缺陷——对疫情中部分国外“索赔”论调现象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