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庸俗化了的应用计量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和计量应用变得越来越媚俗化和庸俗化,大多数文章甚至都经不起150年前穆勒所提出的证实规则之逻辑检视,更不要说能够揭示出经济现象间的因果关系。盛行这一学术取向的主要原因大体上在于:(1)研究者知识结构的日益狭隘,使得他们局限于事物的表象解释而无法深入揭示事物的本质;(2)学术界功利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他们以商人心态偏向容易被接受的主流化研究方法。尤其在当前中国社会,上述两大因素还有深厚的社会环境基础,这使得计量实证分析的形式化和庸俗化倾向更为严重。实际上,众多经济学人在对现实社会环境还缺乏基本理解的情况下就牵强附会地运用计量软件来寻找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以至所得出的结果根本无助于现象预测或实践指导,由此也就造成了明显 “下不着地”的学术。

【本文为作者朱富强向察网的投稿】

朱富强:庸俗化了的应用计量经济学

一、引言

现代主流经济学以物理学作为经济学科的发展之方向,极力模仿自然科学的客观和中立,进而将经济学的科学化简单地理解为数理化和计量化;同时,在逻辑实证主义的思维指导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刻意地将原本统一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割裂开来,并极端地偏重于实证分析这单一内容。正因如此,计量经济学就得以迅速崛起,甚至已经取代了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更是盛行着一种实证拜物教,这一点可以从各高校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计、选课状况以及那些主流学术刊物所刊登的论文类型中窥见一斑:没有计量分析的经济论文根本难以发表在那些号称权威的经济学刊物上,以致经济学院学生的本硕博学习生涯将几乎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于计量工具的学习和训练上;结果,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乃至青年学者,似乎除了数据处理之外就别无其他分析能力,甚至对社会经济不再有任何新的认识。

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热衷于计量实证,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将实证结果视为客观的,进而也就计量等同于科学方法。果真如此吗?事实上,无论是在变量取舍、检验工具选择还是函数关系设定等方面,流行的计量经济学都充满了强烈的主观性,其实践应用也往往与特定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而具有浓郁的规范性。在某种程度上讲,计量经济学仅仅是如何处理具体社会现象之间关系的一种艺术,而不能成为一门科学,更不是自然科学概念上的科学。有一中国留学生选修了选修Jarque-Bera检验发明者贝拉(Anil K.Bera)教授给研究生开讲的高级计量经济学II,事先因担心会像中国大学里那样每遇到“大师”开课就人满为患的现象而很早就想去占个有利位置;但是,到了教室等了好半天也只有自己一人在里面,以致还不得不怀疑是否走错了教室,直到贝拉教授走进教室后才好歹又来了两个人。在课堂结束时,贝拉教授还不忘告诉大家,计量经济学看起来像数学,但它不是科学,因为它是建立在经验性检验基础上的,所以计量经济学是一门arts!

这个故事显然与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构成了鲜明的反差。(1)西方经济学教授对计量经济学的理解与中国主流经济学人有很大不同:后者不但声称计量经济学是科学,而且还把计量实证视为唯一有前途的经济学研究;(2)中外经济学子在对待计量经济学的学习态度或热情上存在巨大差异:西方社会中通常只有那些认为今后在自身工作或研究中真正需要用到计量经济学的学子才会花费巨大精力进行计量工具的使用训练,中国经济学子则往往将计量工具当作为炫耀或炮制论文的必备手段。那么,为何会存在这种差异呢?这就涉及学术风气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学人之所以如何鼓吹计量分析的客观和科学,要么是因为认识上过于肤浅,要么是自身学术态度存在问题。就后者而言,中国的计量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沦落为“伪科学”,基本特点是明知计量分析的缺陷而刻意地隐瞒这种缺陷,鼓吹它的客观和科学,以获得文章发表、课题承接、职称评定以及其他金钱上的收益。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文章发表的需要,当前中国的计量实证文章大多就不是源于对社会现象内在因果机理的探索,而是偏重于基于数字之间关系而得出某些归纳结论。而且,在当前这种盲目而庸俗的实证主义思潮支配下,一些主流经济学人已经开始不把那些没有数学符号的文章视为经济学专业文章;相应地,没有实证分析的文章已经越来越难以在专业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更不要说获得那些 被封为“一流”经济学刊物的青睐了。同时,正是受到专业经济学刊物的严重误导,经济学人尤其是青年学子也就大多热衷于实证研究,不但把计量分析提高到等于甚至高于理论研究的层次,而且把纯粹理论思辨贬低到“夸夸其谈”的玄学地位,以致从事理论梳理和思辨的学者在当今学术界越来越难以生存。究其原因:(1)由于纯粹理论探索的文章很难获得发表,结果,这些没有实证分析的文章往往就会被各种“学术”会议排除在外,因为这些“学术”会议本身就不是真正基于学术探索的目的,更不是为了促进理论的发展;(2)由于纯粹理论探索的文章很难获得发表,结果,这类研究也更难以获得各项课题的立项资助,因为中国社会那些“应用性”的政策研究课题本身就不是真正为了应用,而是要求在所谓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有鉴于此,本文就尝试对计量经济学在时下中国经济学庸俗化的现状及其原因做一深层次的剖析。

二、中国计量实证庸俗化的逻辑解析

一般地,理论是要揭示事物的实在结构以及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计量经济学的产生初衷也是希望借助更为严密的分析手段来做更客观的探究。显然,要通过计量分析来发现和发展理论,就必须将统计工具和经济理论有机地契合起来:(1)通过基于严密的计量分析来客观地描述事实;(2)借助于各种相对对立理论的思辨和内省将一系列事实逻辑化和严密化而发展出一般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更好地确证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才能深刻地剖析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这一点早在休谟就作了阐述,穆勒则作了进一步的逻辑分析。事实上,以归纳主义为特征的穆勒的实证主义被认为是对19世纪中期科学哲学标准观点的完善概述,它对于经济学方法论中的逻辑方法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即使在具体调研手段和统计技术等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进行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几乎依然未变,相关的认识甚至也并没有超越穆勒、韦伯和涂尔干等先驱所设定的范畴,特别是穆勒的重要著作。那么,目前流行的尤其是中国社会流行的计量分析在多大程度促进经济理论进步了呢?这里将之与穆勒的逻辑观做一对照,以此来审视那些实证研究是否符合最基本的逻辑要求。

(一)穆勒证实规则的逻辑

约翰·穆勒曾把演绎逻辑精心贬低为一部有智力的香肠机器,而把归纳逻辑的颂扬为通往新知识的唯一道路。不过,即使从他为经验研究的逻辑所设计的粗糙草图来看,以归纳来检视理论也需要非常高的条件。事实上,穆勒提出了一套非论证的证实规则:(1)一致方法,在所研究的现象中如果有两个或更多的事例只有一种共同的情况,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中所有的事例才一致,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上述现象的原因(或结果);(2)差异方法,如果所研究的现象在一种事例中出现了,在另一种事例中没有出现,这两个事例的所有情况都相同而只有一种情况不同,并且这种情况只在前一事例中出现,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所研究的现象的结果或原因,或这原因的不可缺少的部分;(3)剩余方法,从每个现象中减去通过先前的归纳得知的由某些前提所产生的结果,这些现象中的剩余就是剩下的前提的结果;(4)伴随变化方法,不管什么现象,如果其他现象以一些特别的方式变化时,它也以某种方式变化,那么这种现象就是其他现象的原因或结果,或者两者是通过某种因果关系的事实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上述四种方法有助于发现内在于事物之间的因果规律并对一些普遍认可的观点进行验证,不过,穆勒还是认识到,这四种方法更适用于自然科学而非社会科学。其原因在于,社会现象有非常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不但各不相关的结果互相混在一起,并且不可能进行有控制的实验。正因如此,穆勒对社会科学提出了替代的方法:(1)几何学的或抽象的方法;(2)物理的或具体的推理方法;(3)历史的或倒推的方法。在穆勒看来,第一种方法应该限制使用,只有在由一个原因引出所有结果的情况下才能运用;第二种方法是借鉴对自然科学领域特别是天文学中使用的方法,把从那些规律中做出的推理对于经验观察视为获得证实的依据;第三种方法则是要通过历史的梳理来挖掘历史变化的内在规律,从而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显然,穆勒不仅提出了迄今仍为人们所提起的归纳准则,更重要的是他试图展开因果关系的分析来解决休谟的“归纳问题”。

进一步地,穆勒等早期经济学人还清楚地认识到,“证实”并不是对经济理论的检验以确定它们是对的还是错的,而主要是对那些被认为明显是对的理论建立起一种运用边界的方法:人们通过证实来确定“干扰因素”是否能解释在顽固的事实和在理论上合理的原因之间所出现的不一致;如果能够解释,这不是说明理论错了,而是理论被错误地运用了。因此,按照这种思路,如果我们发现事实与理论间存在不一致,这不是简单地说明理论错了,而是要进一步探究导致这种背离的其他因素,这也是提醒我们对那些证实和证伪的计量检验要持非常慎重的态度。豪斯曼就认为,通过对约翰·穆勒早先提出的方法做一定的修正就能够绝佳地描述当前的经济科学,这种修正表现在如下四个阶段:(1)基于可信(在其他条件相同)而适用方便的一般性结论来阐述有关相关因果因素之间的作用;(2)从一般性结论和原初条件状态中进行推导并预测相关的现象;(3)对所做的预测进行检测;(4)如果预测是正确的,那么整个分析就得到了证实,如果预测是错的,那么就根据解释的成功、实验的过程和实际的用途等几方面对这种失败提供比较替代的说明。

关键问题在于,在借助计量方法来确定或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如何确保其他条件相同?否则,混杂任何第三变量因素都可能将纯粹的相关关系包装成因果关系,从而干扰人们的判断。譬如,一个有能力的官员往往可以加快地区的经济增长,由此也就更容易得到升迁。那么,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官员流动升迁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呢?显然不能。在这里,官员升迁就是一个混杂因素。既然如此,又如何确认导致经济增长的原因呢?一般地,这就需要进行现实和“反事实”的对比。所谓“反事实”,就是指对过去未曾发生的事实所做的假设。例如,“如果当时没有……,那么……”。在这里,如果要考察官员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就可以假设,在考察期间该官员没有到任的情形下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应地,如果要考察官员升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则需要假设,在考察期间该官员没有升迁的情形下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总而言之,要证明因果关系,寻求“反事实”以构造可比较的组就是必经之路。为此,对从事计量分析的经济学人来说,如何确立“反事实”就是一种必要训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在各种过多的数据和不足的数据进行删选和补足以确保所处理的数据具有可比较性,也是计量经济学人应有的技能。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人恰恰缺乏这种数据构造能力,而热衷于使用“权威机构”发布的既有数据,进而在“大致相同”的数据组别之间加以计量比较,自然也就不可能满足穆勒意义上的实证逻辑。

(二)流行经济计量的庸俗化

在当前经济学界,上述简单化的数据分析随处可见,计量分析几乎已经成了经济研究的代名词。问题是,正如中室牧子和津川友介指出的:

【“数据本身只不过是罗列在一起的数字。‘如何解读’数据分析才是关键。误将只是呈现相关关系的数据分析当做因果关系,会导致人们进一步做出错误的判断。”】

就时下流行计量经济文章而言,很少能够充分借鉴穆勒提出的四大方法来对各种干扰因素进行检视和隔离,更少致力于构建“反事实”以做真正有效的比较分析,从而也就无法真正揭示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更为甚者,众多计量文章根本上就是出于发表的需要,而不是真正关注社会经济现象内在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相应地,这些计量文章也就倾向于基于数字间相关性而得出归纳结论,这根本不需要运用人的理性思维,进而也就不能解释那些独特经济现象的成因。因此,对照穆勒证实规则的逻辑关系以及解读因果关系的基本要求,时下流行的经济计量分析已经极大地庸俗化了。

庸俗化的实证倾向在中国经济学界表现得尤其严重:计量和实证几乎成了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和写作规范;而且,尽管这些研究生对所要研究的课题往往缺乏基本的常识,却敢于提出自己的“创见”。这里举两个普遍的例子。例1.有研究生论文通过考察当前全球范围内劳动力收益比重的相对下降来“证伪”H-O定理。但显然,发达国家劳动力收益的下降完全符合H-O定理呀!因为一价定理说明,要素价格将随着贸易的频繁而趋于相等化,在给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工资当然要下降。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工资却没有相应增长,这似乎与H-O定理相矛盾。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工资为何没有增长呢?这就要考虑现实社会中工资决定的机制,要探究影响劳资供求的背后因素。但是,这类实证文章却很少做这方面的探究,而是简单地来对理论提出质疑。例2.有学位论文试图建立发达国家的资本利润率变化这一自变量来间接“证实”经济全球化对劳动力收益的侵蚀。但显然,这种分析存在严重的逻辑缺陷,因为一国社会经济所面临的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为此,即使实证结论表明发达国家的资本利润率确实在下降,但这也不能由此否定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试想,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如果没有全球化这一浪潮的推动,资本利润也许会下降得更快?

因此,尽管这些计量实证看似给出了“客观”的数据分析,但实际上,其中充斥了非逻辑的因素。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选定因变量和自变量时,那些自变量往往并不是充分条件(即还有其他因素也是导致因变量的条件) ,甚至也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即存在其他自变量导致因变量的可能性) 。正是由于没有真正揭示出因果关系,众多的计量文章就潜含着明显的“伪相关”性:尽管两个变量的变化趋势似乎呈现出某种相关性,但往往只是碰巧而已。事实上,美国股市有“吉卜力的诅咒”:只要日本电视台播出宫崎骏领导的吉卜力工作室的电影,美国股市就会下跌。同样,香港股市则流传着“丁蟹效应”(又称“秋官效应”):自郑少秋1992年在《大时代》中饰演丁蟹开始,凡是播出由郑少秋主演的电视剧、电影等,恒生指数或A股均有不同程度下跌。那么,由计量分析所获得的这些结果又会有多大价值呢?更进一步地,如果对事物之间的作用机制和因果关系缺乏认识,那么,计量分析还会嵌入“逆向因果关系”:原本以为是原因的事件实际上是结果,而原本以为是结果的事件实际上却是原因。譬如,“警察多的地区,犯罪率往往较高”这一实证结果就将警察多视为犯罪率高的原因,但实际上,更可能是,在犯罪高发地区部署了更多的警察。

北大计量经济学教授朱家祥就总结了时下计量实证分析中存在的三方面陷阱。(1)就相关性研究而言,在相关系数和回归分析这一假象的背后往往是:先有变数间的相关性结果,才回头杜撰经济议题。例如,20年前办公桌上有无电脑的一个虚拟变量很可以解释工资的差异性,此时由人力资本的投资而提高技能成了这个实证结果的解释;但是,究竟是会操作电脑提高了工资,还是因为工资高(职位高了)才有使用电脑的机会?(2)为了炫耀方法而勉强套上问题,计量方法这一工具不是用来发掘问题而是用于发表论文。例如,纳尔逊(Nelson)和普洛瑟(Plosser)的单位根文章发表后,单位根检验的计量方法蔚然成风,突然间,什么数列都有了单位根,垃圾论文一大堆;同样,恩格尔(Engle)的方差异质性问世后,几乎到处全有了ARCH(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自回归条件异方差) 效果。(3)数据挖掘,不断重复使用同一数据,运用各种计量模型与方法,直到找出符合自己期望的实证结果为止,以致这种屈打成招出来的模型全无预测能力。由此,朱家祥指出,正因为计量实证的过程中充满了欺骗和误导的行为,如用以偏概全的数据说谎,从而也就应该知道很多经济理论通常禁不起数据的考验,如滥芋经济学家惯于将简单事实复杂化;为此,实证计量的研究者应该怀有罪人的心态,要明白数据挖掘的偏误可能会侵蚀实证结果的正确性。

(三)计量经济学的基本要求

事实上,如果计量经济学要想对经济理论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那么,计量实证文章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数据的处理,而是要对实证获得的数字关系进行系统而合理的解释,这种解释需要能够揭示内在的因果机理。同样,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医师2012年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还发表一项研究成果:巧克力人均年消耗量越大的国家,诺贝尔获奖人数也越多;进而,如果平均每人每年多摄入400克巧克力,该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就会增加一人。如何理解呢?其实,巧克力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从而富裕国家的摄入量往往也就加大;同时,富裕国家也有能力进行更高水平的教育投资,由此也就会产生更多诺贝尔奖得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巧克力消耗量与诺贝尔奖得主人数之间只存在某种相关性,而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其相关性背后的因果关系需要借助人的知性进行阐发。否则,由此得出的直观结论就成为:中国之所以对诺贝尔奖只能望梅止渴,原来是因为中国人巧克力吃得少!进而,导出的政策主张就会是:改变饮食结构,多增加巧克力消费。显然,这就对计量实证提出两大基本要求。

第一,在计量分析之前,首先要对各种变量的性质进行深入解析:是自变量还是因变量,是独立变量还是函数。究其原因,如果简单地基于数据处理,那么就可以发现,任何两个变量之间都存在关系:或者是强相关,或者是弱相关,或者是不相关;但是,仅凭这种数字联系,我们根本不能判断两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否可以用函数来表示。不幸的是,当前的计量实证文章大都颠倒了数据解释和数据处理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了一系列荒谬的结论。譬如,有研究生学位论文就把当前中国社会的房地产价格与人民币升值联系起来,通过计量实证而获得了两者成正相关的结论。但显然,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在一个自由浮动的汇率机制下,人民币升值与中国房地产价格显然应该呈负相关关系,因为人们更愿意购买国外的资产。事实上,之所以得出这种荒谬结论,就在于并没有很好地剖析两者各自的影响机理,而是牵强附会地基于表象就得出了它们的基本关系。试想:如果没有人民币升值,难道中国房地产的价格不会上升得更快吗?

第二,必须对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它们是独立的还是相互联系的。如果是相互关联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作局部的分析。譬如,有博士学位论文就对“中国住房贷款违约和提前还贷风险”之间实证研究,他的变量选择为:借款人的个人特征、贷款额、贷款价值比、贷款期限、还款收入比。但显然,这些变量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譬如年龄越大,贷款期限越短,信用贷款额就越小。然而,由于论文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得出了很多有悖常理的结论。例如,贷款期限越长,就越不易违约,并且越会前提还贷;贷款价值比越大,贷款风险越低;等等。

最后,需要指出,计量方法本身仅仅是可以为任何人所使用并用于任何领域分析的基本工具,它本身不存在价值判断,更无法提供政策建议。但不幸的是,计量分析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却逐渐发生了异化,工具开始为特定的目的服务。(1)这些分析工具一旦被具有能动性的主体所使用,就开始潜藏了偏好和立场,特别是体现了其基本的利益取向和学术风气,从而使得这种计量实证根本就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客观”。事实上,目前大多数计量论文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目的是通过搜集数据来证实理论“假设”,而当数据不符合原先的假设时,就指出现实的不足。所以,黄宗智和高原说:

【“形式主义的计量研究其实多是一种理论先行的‘研究’,其实质是一种循环论证的逻辑,其推理其实已经包含在其当作前提的公理体系之中。”】

(2)过分强调工具的使用,往往会导致目的和手段的颠倒,从而使我们的研究偏离原初的目的,造成学术研究的异化。施特劳斯写道:

【(实证主义)“天生不懂得自省。可以说,实证主义是我们知道的最教条的一种理论,它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因为它以充满怀疑精神的面貌出现,并借此在实证主义的追随者面前,彻底把自己教条主义的面孔掩藏起来了。这是现代理性主义最新的,也或许是最后的一种表现形式,正是这种形式的现代理性主义,才使其危机几乎为所有人共察。当人们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危机时,他们就已经抛弃了实证主义了。如果谁坚持这些现代化前提,就别无他选,只能转向存在主义。”】

显然,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相结合,就产生了伦理自然主义和伦理实证主义,它将存在的都视为合理的,这也是为什么实证主义潜含了保守性因子的根本原因。

三、计量实证庸俗化的两大原因及反思

由于计量经济学兼具检验和理论的双重特性,从而也就内含了两大基本要求:(1)计量经济学本身是实证主义的,要求结论能够印证经验事实和直觉;(2)计量经济学又是逻辑主义的,要求结论具有较为严格逻辑一致性。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很多计量实证文章都舍弃了这两大特性:(1)这些文章往往并非从经验直觉出发,而是相当随意地选择一些变量以及找一些数据来来分析它们的关系,并由此得出甚至缺乏基本常识的结论;(2)这些文章很少对其结果进行因果性机理分析,从而缺乏微观的逻辑基础。种种迹象都表明,计量经济学在当前经济学界已经严重庸俗化了,已经丧失了它的原初宗旨,实证文章也越来越类似于八股文,而这些都是实证拜物教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即使有经济学人意识到了实证主义的缺陷而转向存在主义,它也仅仅只是考虑自在存在,而无视自为存在,从而也就会忽视人类的意向性。正因如此,经济学人大多热衷于以计量分析来为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衍生出来的那些理论服务,也即,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计量实证。那么,国人为何如此热衷于计量实证分析呢?进而分析又囿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呢?一般地,这有个人的理论素养和社会的学术风气这两方面的原因。

(一)实证分析者的理论素养

作为一位真正的学者,他在展开计量实证之前首先应该谦卑地去寻求一个“好”的模型。一般地,这种模型包括四大基本特征:(1)符合经济学的合理性;(2)符合统计学的合理性;(3)能帮助我们了解经济问题;(4)要与现有的数据信息一致。这意味着,一个好的计量经济学家不但要接受统计学的洗礼,更要有扎实的经济学训练。即使如此,真正能同时满足合理性与有用性的模型也是不多的,因而计量分析本身也是一个异常艰苦的工作。事实上,计量经济学在诞生之初主要是将统计工具精炼化并用于对社会经济现象间相互作用的因果机理之探究,而对社会经济现象间因果机理的认识则依赖于非常广博的经济学理论和其他社会科学知识。从这个角度上说,没有深厚经济学理论功底的学者一般是不能也不敢贸然从事这种基于计量实证的检验工作,计量经济学根本上也应该是那些拥有娴熟计量分析工具的经济学人所从事的研究领域。

然而,目前那些热衷于计量实证分析的经济学人大多出身于数理专业,并且大多是在统计学领域无所作为的人。为此,朱家祥就指出,计量经济学家的统计功底往往不如统计学家,但比他们多懂了些经济学;同时,计量经济学家的经济功底往往又不如经济学家,却比他们多懂了些统计学。也即,计量只是一种边缘专业。为此,朱家祥教授风趣地说,每当遇见统计学家时往往会自称是经济学家,而在经济学家面前却忙着标榜自己是学统计的。显然,一个人如果统计学功底不高,也不想成为理论计量学家;那么,他首先应该把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打扎实,这样才可更好地从事应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而不是盲目地学习和应用那些计量工具。更不幸的是,笼罩在实证拜物教下,那些经济学科专业学子在课堂上所接受的也主要是数学和计量的技术训练,乃至经济理论素养越来越缺乏,更不要说其他社会科学知识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理论素养的不足,造成了当前实证分析的形式化和空洞化。

(二)现代经济学界的学术风气

社会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具有这样的明显差别:(1)社会经济现象之间因千丝万缕的整体性联系,从而无法将它们割裂开来做孤立研究;(2)社会经济现象之间本来就不存在固定不变的联系,从而难以作定量化的分析;(3)社会经济现象根本上都源于人的意向性行为,从而不能简单地还原为激励—反应的数字关系。相应地,社会科学的理论思维与自然科学也应存在差异:基于过去数据或其他场所数据所作的计量结论不能简单地应用到现代或新的场所,否则就可能会出现工具主义谬误。事实上,萨缪尔森就将弗里德曼倡导的实证主义思维称为“F-扭曲”,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更是对之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而且,正是由于逻辑实证主义本身就蕴含着这种缺陷,迄今为止基于计量分析所作的预测往往都很不成功,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议往往会社会发展造成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囿于程序化的实证分析舍弃了研究者个人的知性思维,从而也就无法深入到需要依赖知性思维才能认识的实在结构和因果机理,进而也就难以推动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

然而,由于功利主义在学术界的盛行,那些知识结构日益狭隘的经济学人却对实证分析依然顶礼膜拜;重要原因是,他们在选择研究方法时往往也像商人追求利润最大化那样各取所需,寻求最有利于确立学术地位的主流化研究方法。博兰指出,“所有对弗里德曼论文的批判都是错误的”,究其原因:(1)“那些依靠这些批判中的一项或多项而反对该论文的人,实际上是在各取所取”;(2)“那些把弗里德曼的论文作为适用于一切‘眼前目的’而加以接受的人,实际上它们的方法论也是在各取所需。”问题是,商人从事一切市场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它的各取所需也是基于这种目的;但是,经济学从事一切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增进认知,那么,它的各取所需能够实现这一目的吗?显然,也正如博兰承认的:

【“‘商人’可能对各取所需更感兴趣,这是因为具有竞争的压力,但是,倘若我们的目的是要推进经济学理论,也就是说,倘若我们的目的是要完善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则在方法论和理论方面采取各取所需的对策,将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事实上,正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盲目地以商人的处世态度和方式来对待理论研究,结果就使得科学研究逐渐庸俗化,进而窒息和扭曲了理论的发展。而且,这种商人主义心态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尤为盛行,这就导致数量化趋势更是获得了畸形膨胀。

综上两方面的分析,现代经济学人之所以如此偏好于计量实证,特别是集中计量实证的应用层次,关键就在于狭隘的理论素养和功利的学术风气。一方面,功利主义在学术界中的膨胀,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出于商人心态(为了尽早地获得职称、职位等利益)而开始撰写计量分析文章;另一方面,理论素养的日益缺乏,使得这类文章逐渐偏离了因果机理的探讨,而使计量模型日益流于形式。事实上,计量实证的偏盛始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博士生,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而计量分析可以使他们更早地拿出论文。不幸的是,这种研究路向一旦启动,整个经济学的研究在一种论文匿名审查体系的制品下就逐渐进入了一种路径锁定状态:原先注重因果机理探究的计量经济学越来越机械化和形式化了。究其原因,随着这些知识结构非常片面的实证分析者逐渐充斥经济学领域的主要职位,他们也就无意也无力对一篇论文的思想和洞见进行审查,而主要关注实证分析中的一些数据处理技巧问题。结果,有关实证分析的文章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八股文式的研究格式:第一节作为引言,第二节冠以“模型”或相关变种的名称,第三节冠以“来自经验的结果”,第四节则概括了“诸项结论”,最后可能是有关的不足及未来的可能研究。

最后,随着匿名审稿制的推行,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又占据绝对多数;相应地,计量实证文章也几乎都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进行,得出的结论基本上也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证实”,或者是对它的“推进”。博兰写道:

【“如果通常被发表的实证的新古典文章确实被认为是对‘科学的知识’做出贡献的话,那么它就只能是这样的情况,即这种实证经济学的隐秘目的就是芝加哥实证主义的目的,也即从长远上证明新古典经济学为正确。具体地说,每一篇论文——它提供了说明新古典经济学对‘现实世界’问题适用性的一项证明——都必须被视为朝向新古典理论真实性最终得到归纳证明这一目标的一项更具实证性的贡献。”】

但显然,这种研究背离了计量实证的本质要求:它应重在对干扰因素的剖析,重在对现实与理论间不一致的探究。正因如此,对计量实证文章来说,一切数据的处理都是次要的,那些具体的计算过程完全可以且应该放进附录中,以供有兴趣的学者查阅本章所揭示的因果机理所依据之事实的真实性。关于这一点,弗里德曼也承认:

【“我一次又一次阅读的那些基本上用数学写成的文章,其中新结论和推理可以很容易地用文字重新表述,而数学部分可以放到附录中去,这样文章便可以更容易为读者所理解。”】

尽管弗里德曼针对的是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数理经济学,但显然,这对当前绝多数计量实证文章同样甚至更为适用。

四、计量实证在中国更为庸俗化的社会基础

造成计量实证庸俗化个人理论素养和社会学术风气这两大因素,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同样存在。而且,由于中国经济学人的理论素养更为匮乏,中国经济学界的学术风气更为功利,从而导致计量实证在中国就更为形式化和庸俗化。然而,中国经济学人对计量实证在理论上和现实中存在的种种缺陷似乎不太关心。结果,尽管计量实证在欧美经济学界已经遭受越来越大的质疑和反思,但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化趋势却依旧如火如荼、甚嚣尘上。事实上,目前中国主流经济学刊物上所刊登的计量实证文章几乎通篇都是这样的数据处理文章,而最后的结论却非常简单,往往以几句话给出所得结论就草草了事;大多数文章对数据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基于数字联系的功能性分析上,而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因果机理的探究。正因如此,中国经济学的这类文章本质上已经不是真正的计量经济学文章,而仅仅是提供一些资料的统计;这些工作也不是经济学的研究,而更像是统计员的“体力”工作,因为后者致力于数据收集和处理而非理论思索。而且,众多中国经济学人还极力将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热衷于承接各种课题并将之视为学以致用的体现,从而刻意营造一股畸形的庸俗实用主义倾向。正因如此,在一种席卷整个经济学界的计量化趋势支配下,当下中国经济学界的计量成风,没有计量就不成为经济学文章:计量经济学不仅排斥了而且逐渐取代了理论经济学,甚至计量分析本身就被直接视为理论研究。

当然,中国经济学界之所以盛行着这种极端畸形和庸俗的实证拜物教现象,还在于上述两大因素都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基础。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现实和理论两大问题的促动,中国经济学界开始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基于“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争论产生了厌倦,同时,也是出于对经济学与政治过于紧密联系以及把经济学的“规范”问题等同于政治立场的反思;于是,在批判传统经济学范式的基础之上,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士都快速转向了具体问题的研究,从而使得实证主义得到了迅猛的普及。问题是,凡事都容易物极必反:尽管改革的发动者往往抱着良善的目的,如那些政治改革者所思所虑一般都是为了使国家变得更加富强;但是,由于这些改革往往需要一群更为功利的人来实行,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偏离原先设定的目标而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显然,当前中国经济学的改革历程也呈现出了这种物极必反的发展路径:(1)当前的经济学改革往往是那些功利人士发动的,他们必然会努力推崇自己偏好或有利于自己的那种学术;(2)经济学改革本身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即使那些改革者本身不是出于私利的目的,他们也会选择那些似乎“适用”的学术。结果,尽管经济学突破传统基于“主义”层面上的泛泛之争,在充分认识到经济学之主观性和规范性的基础上引进实证分析来推动学术的发展;但是,由于当前学术改革是由一群功利者发动并由更为功利的一群后继者所推广和传播的,结果反而严重误导和窒息了学术尤其是基础理论的探究。

由此,我们就要区分经济学改革的期望和现实:一方面,经济学改革的原初目的是期望通过实证分析来更为真实地了解现状,进而更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停留形而上的争论以及以前权威的观点和说教上;但另一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引进却使得经济学逐渐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不但片面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把实证研究视为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基础和保障,而且由于过于强调经济学的实用性而几乎完全放弃了对理论的批判性思考,几乎完全放弃经济学本身的规范性和思辨性。更为严重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不仅在传统的“经济”领域(即处理人与物关系的物质领域)广泛进行实证探究,而且把这种实证主义推广到人类社会的一切关系领域。在这些经济学人看来,只有实证的才是有用的,只有实证分析的结论才是科学的,从而就形成了唯实证主义的恶劣风气。由此也就可以看到中外的学术差异:一方面,尽管西方学术界确实盛行了一股强烈的建模主义和计量主义的倾向,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并不如此,我们只要看一看诸如《美国经济评论》这类杂志所刊登的文章就明白了;但另一方面,中国学术界却将这种实证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从而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庸俗化。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日益庸俗化的实证研究之所以在中国经济学界日益盛行,为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所青睐,还有这样几个原因。(1)这种实证研究文章在撰写时往往比较容易起步,它往往不需要渊博的理论知识,也不需要有多少新的思想洞见,而只要在接受一定的计量工具的使用训练,同时花点时间收集一下相关的数据有就行了,其他人不可能对他的数据或者研究方法论重新做一考证。(2)这种实证研究文章在发表时往往比较不容易被驳斥,因为任何评审者想要批驳的话,往往需要重复数据的收集或处理工作,而且如果他果真希望进行批判的话,也就会有的放矢地重写一篇文章,这也必然会让原先的那错误百出的文章发表。(3)这种实证文章更容易申报和承接各种应用性课题,而这些课题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界晋升和奖励的重要依据。博兰就写道:

【“今天,那些认为自己是政策建议提供者的经济学家,将会高兴地获悉,坚持实证主义将能保证他们的建议不致被轻易地遭到拒绝。政策制定人很少关心被咨询的经济学家是否在同义反复的模型上打交道,或者任何理论是否可被证伪的。重要的是,应该保证被提出的该项意见不至于只不过反映的就是被咨询经济学家的一个偏见。”】

正是由于受这种偏至思潮的鼓动,那些刚刚进入经济学门槛的青年学子几乎都热衷于计量实证的研究文章,那些出身于理工科专业的人尤其如此。而且,这些所谓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客观地按照世界的真实面目来解释世界,没有去发现现实世界中的问题,而主要是迎合社会潮流。同样,博兰继续写道: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时期,多数实证主义者都在他们称之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鼓吹在日常经济事务中的政府干预。对这些实证主义者来说,只需看看周期性的高失业率和不同程度的不稳定已经成为我们外部世界的特征,这就足够了”,(但现在,)“经济学实证主义的许多支持者几乎总要鼓吹诸如全球私有化或者政府的宏观管理这样一些过分简单化的方案,这一明显事实导致人们明白,今天,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中,经济学实证主义多半是——也许仅仅是——一种修辞学。”】

尤其是,由于这些青年经济学子本身的经济学理论功底非常薄弱,从而也根本不可能深入揭示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这就使得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文章往往蜕变成为了毫无思想启发的资料堆彻。奥地利学派就指出,当前经济学界的经验分析已经过量生产,而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解释真实生活的理论却相对短缺。

事实上,自然科学中只有那些已经为大多数经验事实所证明的假说才会引发后人进行检验或严密化的兴趣,在经济学中也应如此。但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大多数实证文章却无人问津。试想:一个在半年乃至几个月内就可能过时或被实践证明错误的文章还值得费力用论文来证明它的优劣吗?事实上,中国社会这一群计量“研究者”也很少是在做真正的实证研究,更不要说理论研究。这可以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充分反映:(1)那些所谓的实证检验往往是在舍弃理论研究中方法论和理论构建这两个层次的基础下展开的;(2)很多研究文论都是出于发表的目的而想当然地找几个数据套在固定的计量模型上进行处理。正是由于这些实证分析主要是源于发文章、报课题、评职称以及获得奖励之类的功利目的,因而这些学者往往会不断地转移着实证研究的课题,形成一篇一篇评定职称极为有效的“前沿”文章,却根本无暇也无能对特定理论作全面而系统的实证分析,也似乎不屑写什么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巨著。试问:尽管目前计量分析的文章铺天盖地,但其中又提出任何值得推敲的理论了吗?由此提出的政策建议又有多少是可行的?要知道,他们真正所掌握的经济学理论知识是何等的贫乏!

长期以来,不时有同仁规劝笔者跟随时流而写些计量实证文章,至少要和那些数理出身或从事计量的学人进行合作,从而便于文章在诸如《经济研究》等所谓的“一流”刊物上发表,由此还可以提高论文档次或者有利于职称评选以及承接课题。但是,每当此时笔者都不免自问:基于数字联系的实证分析一定要学理探究者自己开展吗?难道自身的数据分析比那些统计专家还更为可靠吗?里昂惕夫曾对1972-1981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论文进行分类分析后发现,其中超过50%的论文的数学模型没有任何经验资料,只有30%的论文根据各种资料做了不同的经验分析,并且只有1%左右的论文是作者收集的资料所做的经验分析,而22%左右则是根据其他自己用间接统计结论所做的经验分析。那么,是否意味着这些文章的质量就不如那些似乎更有经验数据基础的实证分析文章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看以下米塞斯的看法:

【“重要的不是资料,而是处理资料的大脑。伽利略、牛顿、李嘉图、门格尔和弗洛伊德得出他们伟大发现所用的资料是他们同时代每一个人和许多前几代人都拥有的。”】

尤其是,对社会科学来说,这些资料往往来自我们日常生活中普存的现象,而不是收集的局部数据乃至专门机构收集的数据。弗里德曼很早就强调:把废物放进计算机,算出来的当然也是废物。正因如此,笔者更愿意采用他人已经收集的数据,甚至是绝大多数人熟视无睹的数据,并用自己长期形成的理论逻辑和思维来进行剖析;而且,笔者自认更擅长于事物内部机理的探究,因而更愿意呆在古书堆里对一些经典文献进行梳理。博兰曾指出:

【“思想比无生气的和令人厌倦的建立模型的工作,要有意思。”】

笔者也更愿意探索能够提高个人认知的思想,并由此促进他人乃至社会的思维转变。

五、重审经济计量分析的现实价值

计量方法本身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但它的有效使用首先是建立在对现实经济现象中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系有清晰认知的基础之上。凯恩斯就曾告诫说,好的统计学并不是给回归系数提供数据,而是要为经济学家的分析提供直觉素材,而这又有赖于经济学家的理论素养;相反,如果数据落在一个没有经过哲学训练的人手中,将会变成危险而误导的玩具。不幸的是,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乃至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缺乏,现在一些学者在作所谓的计量分析时往往非常任意,并且往往将计量的目的用于预测未来事件。其实,法国数学家曼德布罗特(B.B.Mandelbrot)很早就指出,以钟形曲线为基础的预测模型忽略了自然界的戏剧性突变,看不到突如其来的黑天鹅。正因如此依据这种理论的风险管理者往往将黑天鹅置之度外,从而导致经济模型在环境变化时的失效。为此,凯恩斯特别怀疑计量经济学的机制,甚至把统计看成经济学的桎梏。凯恩斯认为:(1)利用回归分析得出的参数然后把它们作为常数来处理根本就是个错误,因为很多经济关系的性质都会发生变化;(2)一些大量模型具有明显的随意性,人们利用随手挑选的相关系数和时滞总能变出几个公式与过往的一部分事实相符,但这证明不了什么;(3)总有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不能用统计形式加以简化,这样做只会导致精确度的降低。

其实,就适用性而言,计量分析比较适用于传统的经济学领域: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以及商品等基本上都可以用确定的单位进行定量,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不但容易识别,而且也容易将其中一个因素从其他因素中分离出来。但是,随着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越来越转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这种定量化的研究方法就遇到很大困境:它涉及制度、文化、心理等因素,而这些因素迄今都没有一个满意的定量方法。这里举几个例子说明。例1,企业的成长与企业家精神密切相关,但如何量化企业家精神?西方学者往往用一个地区的企业出生率来定义,这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中是相对适合的,但是否可用于当前的中国社会?如果简单地搬用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经济落后但正处于起飞时期乃至法制不完备的地区的企业家精神最充足,因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和法律的不完备将会导致更高的企业出生以及死亡率。例2,人力资本对现代经济的发展起到根本性作用,但如何量化人力资本?西方学者往往用教育的投入,这对一个地区的横向比较是可以的,但是否可以用于横向经济的比较?事实上,同样的教育资源投入在不同的个体乃至地区身上,完全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不仅与个体和群体的智力状况有关,更与其他相配套的社会机制和环境有关。例3,法律制度是制约和推动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但如何量化这一制度因素呢?一些学者对法律制定与经济增长之间作定量分析,但问题是,法律本身就存在好法和恶法的区别,恶法(如极端的自由放任或计划经济)虽然也在一定时期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却很可能扭曲社会经济关系,累积社会矛盾,从而长期上将会导向困境。

既然现有的统计数据难以说明问题,一些经济学人就转向所谓的问卷调查:通过设计特定的调查问卷获得数据,再通过计量软件进行处理而获得结论。这种分析会更可取吗?譬如,目前每年都流行什么竞争力和幸福指数之类的研究报告,这种研究几轮是如何得来的呢?一般地,它首先将目标细分解为不同分指标,然而对各分指标打分,在加权的基础上形成的总分就构成了最终评价。譬如,城市竞争力可以分解为劳动力、资本力、科技力、区位力、环境力、文化力、秩序力、制度力、开放力等,而每一个次指标再分解为更次一级因素分析。如果这些因素都有现成的统计数据,就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如果没有现成的统计数据,那么就设定几个等级,给每个等级设定一定分值,然而进行问卷调查。譬如,就对幸福感的问卷调查研究而言,往往就会要求你对总体幸福感打等级分,然而对研究者设计的各个影响因素打等级分。譬如,你认为收入对幸福来说重要吗?请在1-10中打分,其中10分表示非常重要,1分表示表示很不重要。那么,这种研究结论有多大价值呢?麦克洛斯基就指出,幸福感本身是难以量化和数学化的,而这种研究却将“幸福”简化为单一的数字,其结果必然是:(1)将一个非间隔的级别当作间隔来处理,从而得出荒谬的结论;(2)将“统计意义”与科学意义混为一谈,从而无法获得科学上的可信度。更不要说,通过问卷调查所获得数据本身有多大的可信度,因为大多数被调查者并不会认真填写他的真实想法。譬如,瑞士苏黎世大学的弗雷报告了1994-1996年美国的统计数据,声称依据1到3的级别,底层收入者的幸福度为1.94,而顶层收入者为2.36。但麦克洛斯基问道:你果真相信一个年收入2596美元且住在犯罪猖獗的公租房里的美国人会比一个年收入62836美元且住在带门卫公寓大楼的美国人仅仅不幸福18%吗?

尤其是,随着大量的标准化应用计量软件的开发,现代主流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还逐渐蜕化成了一种常规性的机械劳动。显然,这种劳动日益减少了个人主观思维的应用,从而必然也就会逐渐钝化研究者的智力。一个简单的原因在于,人类的理想思维首先来源于对经验事实的直觉,但计算机的大量使用却导致使用者逐渐丧失其对经验的直觉。萨缪尔森就指出:

【“据我观察,计算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只黑匣子,研究者把原始材料输入进去,得出不同的概括性尺度和模拟结果。由于不能到匣子里头去看看,和糟糕的旧时光相比,调研者对数据缺乏直觉上的亲近感。”】

当然,统计软件确实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数据进行计量处理的效率,而且,统计软件的开发、成熟的过程本身就凝结了人类的大量理性智慧;但是,这种软件开发锻炼了开发者的智慧,却限制了使用者的智慧,正如那些使用越来越先进的机器进行生产的蓝领工人一样,我们不能说那些会操作先进机器的人比那些手工匠更具智慧。其实,任何特定现象的研究本来应该是具有个性的,这包括如何更恰当地特定因素的影响,以及如何更恰当地选择、增补数据等;但是,现代的统计软件开放已经使得研究批量化了,从而使得传统的智慧型的科研工作者变成了一般的劳力型的资料统计员。同时,任何理论的开发本身都有其恰当的适用条件,并且对其使用的目的必须持谨慎态度;但是,目前这些方面很多都被使用者忽视了,使用者常常被告知只要懂得如何用,而不需知道为何用。不幸的是,这类软件性文章往往能够发表在《经济研究》这样的“一流”学术刊物上,从事这种研究的人往往被捧为理论经济学家。

事实上,正如麦克洛斯基感叹的,在哲学界相信实证主义命题的人寥寥无几,但在经济学界内的大多数人却深信不疑。显然,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界,计量实证都已经严重庸俗和泛滥了。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就在于偏狭的知识结构和功利的学术氛围,而这又与社会环境有关,这在当前中国社会表现得非常明显。正是在这种极具功利主义的学术风气中,中国社会流行的那种计量实证分析往往都带上了极其严重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大量撰写实证文章的人并不是为了真正的求知,从而就不会遵循严格的检验程序;相反,他们却具有“将模棱两可或不完备信息解释成与他们的偏见相一致”的强烈倾向,而且,还会有意地混淆视听以浑水摸鱼。所以,阿莱就指出:

【“不幸的是,数学的滥用已经不只是当代文献的弊端,这种弊端过于经常地产生出大批伪理论,这些理论靠的是机械地运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技术,毫无真知灼见。所有这些理论都具有同样的特征:精心建立线性相关的模型,而实际上它们只是伪模型,伴之以未经理顺的根本未曾证明其合理性的经济计量学的全套数学-统计学方法。计量经济学对于天真而幼稚的人来说,是科学理论,但它们通常只有空壳:盲目而鲁莽地使用线性相关方法和有关的检验,尽管这些检验通常并不适用于所研究的案例;过于经常地将模型用于一个国家的短期研究,其中解释形变量的数量以及任意参数的数量都是些不可能有实际意义的东西。”】

六、结语

受制于扭曲的学术风气以及狭隘的知识结构,经济计量分析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呈现出严重的庸俗化趋势。这些经济学人热衷于将适应于西方社会的特定概念、术语、模型以及格式套用中国社会中,利用中国的数据来撰写一篇篇论文,却很少对它们的合理性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进行审慎反思。举个例子,西方经济学人包括库兹涅茨、皮凯蒂等人都喜欢利用所得税记录来研究收入不平等能现象,其理由是富人和所有国民一样都需要进行纳税申报,从而导致他们的收入状况也就可以从所得税数据中得到充分呈现。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利用所得税记录来研究中国社会的收入结构呢?显然不能,因为中国社会的制度和法规以及征税体系都很不健全,存在严重的逃税、漏税以及避税等现象,而且那些富人的逃避漏税的手段更为多样。既然如此,那些以此来对中国收入分配进行估算的“研究”有何意义呢?更不要说,计量(模型、软件等)本身只是一个分析工具,使用的效果如何取决于谁使用它以及如何使用,进而取决于指导计量分析的理论。但是,知识结构偏狭的时下经济学人却很少也无力审视作为计量指导的理论,而是盲从于一些流行理论,从而也就必然会严重窒息计量结论的价值。

科学的实证取向滥觞于孔德,孔德认为,实证方法在研究物理和化学等无机的自然科学上去的了极大成功,进而在生物学这生命体的研究上也取得了成功,从而就应当延伸社会科学领域而具有普遍意义。但是,阿隆却指出:

【“实证方法在这方面的普及是极不明显的。在社会学、伦理学或政治方面,难道一定要沿用数学或物理学的方法吗?这个问题至少是有争议的。”】

事实上,现代经济学人热衷于数据的处理,尤其是往往借助于其他人发展出来的一整套检验根据和处理软件,并由此获得对社会经济的认知;但是,这种认知却撇开了人类知性的思考,甚至也难以经受思辨逻辑的审问。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社会认知诉诸于计量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科学,毋宁说是一种巫术。在1940年,凯恩斯对丁伯根的计量经济模型就批评说:就人的才能所及而言,没有谁会把自身的安全托付给巫术。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人恰恰迷信于这种巫术也不愿依靠自己的知性和逻辑去思考和审问。在很大程度上,当前中国社会不缺乏热衷于世俗实践的经济分析师,却严重缺少真正的经院派学者,没有多少学者能够真正静下心来认真梳理一下前人的文献,反思一下传统的理论。相反,目前那些尽管栖身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却醉心于“时务”的新闻型学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院学者。

徐复观在《不思不想的时代》一文中就指出,现代社会正进入不思不想的时代,其原因则在于两大取向。(1)大众化取向。徐复观写道:

【(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被编入于万能化技术家政治,及日益扩大的官僚政治之中,使每一个人,不是以‘一个人’的身分而存在,乃是以‘大众’的身分而存在……一个人,在万能地技术与庞大地官僚集团之前,真会感到太渺小、无力,失掉了权力与勇气,于是只好以‘大’而且‘众’的集体形相,来向技术与官僚,争取一点点平衡,表现一点存在。这样一来,每个人,只有被动地依靠‘大众’才能获得生存的完全感……一切要倚靠大众,每个人只能以大众的身分而存在,这便会慢慢地置个人思想于无用之地,因而把人的‘主体性’逐渐地丧失了……人只有在思想中,才能发现‘我的存在’,即主体性的存在;也只有在发现‘我的存在’时,才能够有思想。现代人已经把‘自我’的主体性淹没在技术与官僚之中而成为‘大众’了,当然会过不思不想的生活。”】

(2)科学化取向。徐复观写道:

【“科学的目的,本是在于要把不可用数字测量的东西,变成可用数字测量;把不可用耳目感官视听的东西,变成可用耳目感官去视听。的确,科学在这一方面,已经得到了伟大的成果……(但)科学发展的成果,不仅代替了人的体力劳动,同时也代替了人的一部分的思想活动……(结果)现代科学宣传家,对于凡是不能用自然科学方法处理,不能使其可用数学测量,不能使其用耳目感官去感受的东西,便认为皆是不真实的、不需要的东西,而要从学问范围中加以放逐,亦即要求从人的现实生活中加以放逐……科学与商业连合起来,尽量使人的感官,得到圆满无缺的满足,以消蚀使人去思想的动机。”】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同样的两大取向,现代经济学也正步入不思不想的时代。

事实上,在当今社会,科学主义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乃至“科学”往往成为人们的行为指导以及人们为其行为辩护的工具。但试问:真正追求科学的人又有多少呢?关于对科学的认识,我们再次回到雅思贝尔斯:

【“科学并非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获得的。绝对多数的人对科学可以说完全无知。这是我们时代的意识的断裂。科学仅为少数人所持有。科学时当今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尽管它具有真正的本质,而在经受上却是无力的,因为大多数的人并没有踏入科学之门,而只是强占了技术上的成就,或者通过提问学到了可以学到的一些教条的东西”,“在我们的时代中,科学享有非凡的威望。人们期待从科学那里得到一切:透彻地认识所有的存在,并且在任何危难之中都能得到救助。这一错误的期待是对科学的迷信,接下来的失望又导致了对科学的蔑视。那种对人可以知道一切的神秘的信任,是迷信,对此拒绝的经验又导致了对知识的蔑视。这二者都与科学本身没有关系。因此,科学尽管是时代的标志,它却是以非科学的形态出现的。”】

【朱富强,察网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本文的主要内容原《云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原标题《计量经济分析何以滥用:知识结构和学术风气的剖析》。】

「赞同、支持、鼓励!」

察网 CWZG.CN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原标题:朱富强:庸俗化了的应用计量经济学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theory/202005/577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