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南枝:美国社会:持续扩大的社会分裂

不断加剧的经济社会不平等有可能形成不断恶化的政治回应上的不平等,后者的不平等就会产生越来越不利于中下阶层民众利益的公共政策,接下来这些公共政策会造成更严重的经济社会不平等——这就形成了美国经济社会不平等与政治回应不平等之间的恶性循环,并很有可能使得美国目前机会平等基础丧失的趋势变得根深蒂固和不可逆,导致美国社会问题的不断沉淀,因而不断损害美国政治体制自身的“造血”机能和自我修复能力。

魏南枝:美国社会:持续扩大的社会分裂

尽管受到民主党和共和党部分建制派力量的各种阻碍,2018年的特朗普政府充分利用共和党控制两院的一致政府优势、持续推行“美国优先”和“从福利转向工作”的社会政策。由于特朗普政府主张通过市场提供福利,其社会政策仍主要着重于移民政策和治理鸦片药物危机等。尽管美国的经济数据显示为持续强劲复苏,但美国的社会分裂在持续加深:贫富悬殊、族群问题、女权主义、地区差异……美国的政治极化、文化冲突和社会分裂呈现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得到集中体现,并因为中期选举而再度陷入府会恶斗和党争极化使其进一步恶化。

一、从“福利转向工作” 贫富分化加剧

基于盎格鲁-新教传统、“市场提供福利”思路和“美国优先”口号,特朗普政府的社会政策主要集中于移民和鸦片药物危机两个领域,在边境修建墙以阻隔非法移民的努力遭到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的强烈反对、试图降低药品价格但收效甚微。由于特朗普政府制定的2018财政年度预算削减了与促进教育机会平等性相关的预算,例如农业部、劳工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预算压缩很大,科研经费被大量削减、教育经费支出也削减了14%,由农业部负责的食品券支出也被缩减 ……在经济数据一片繁荣的背后,是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仍在持续加剧。

除了经济增长数据乐观,2018年美国就业形势也表现良好,失业率持续走低,2018年全年平均失业率仅为3.9%,其中2018年黑人失业率已经下降到1972年劳工统计局开始统计各族裔失业率以来的最低点。2018年的美国企业仍深受“用工荒”问题的困扰,甚至出现就业机会超过失业人数的情况。但是,大量遭遇就业市场排斥的劳动者在技术与能力等方面无法满足雇主需求,特别是以一批中年白人和少数族裔年轻人为代表的群体、由于其较低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等遭遇就业市场排斥。

就业市场需求旺盛但是劳动参与率未能大幅度提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滥用鸦片类药物危机导致25-54周岁段的男性青壮年劳动参与率持续下滑。虽然劳动参与率未能有效提升,但是劳动生产率保持了稳步增长。近40年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特征一直是工资不平等加剧和绝大多数工人时薪增长缓慢,这导致了美国贫富悬殊的不断扩大。与最低工资标准迟迟不能上涨同时存在的是,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越来越差,岗位重配置率( job reallocation rate)和工人重配置率(workerreallocation rate)都在不同程度地下降。

不仅总体上收入不平等在加剧,自2000年以来,高收入者继续与其他人群拉开距离,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趋于萎缩。此外,因种族、教育程度等因素产生的工资差距持续存在甚至加剧。

从上述几个方面分析,随着美国经济的垄断化和金融化的增强、雇主们的“买方垄断”权力正在持续扩大,工薪阶层加入工会的比例在逐年下降因而谈判能力不断萎缩,此外,工薪阶层的权利也因为政府未能有效遏制经济垄断化、主张“从福利转向工作”、压缩工人谈判权利和工会空间等政策导向而被不断侵蚀。另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全球化导致工作机会的流失和工薪阶层主张劳工权益的基础不断被瓦解。基于上述原因,尽管特朗普政府一再宣称其经济政策使得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经济增长带来更多工作机会和工资提升,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好转带来福利改善等,但实际情况是美国贫富悬殊的日益扩大。

二、收紧移民政策 修建边境墙

特朗普政府推出多项行动,包括在美墨边境建墙、针对拉丁裔移民的严格边境执法、加大边境执法部门逮捕和递解非法移民执法力度、停止向移民庇护城市提供联邦资金援助、“零容忍”政策和更改“临时保护身份”(TPS)政策、将接受难民的人数降至最低以及采用多种方式限制合法移民规模扩大等强硬的移民政策改革。其中引发争议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美墨边境墙。美国民众对于修建边境墙的态度存在很大分裂,背后是不同群体对移民的态度差异。并且,自2000年以来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相反,大部分非法移民都是签证逾期者而不是偷渡客。特朗普上任以来迄今并没有实质性地扩建边境墙,只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修缮。但是,在两党没能达成包含特朗普所要求的建墙资金预算协议的情况下,2018年底开始、美国政府出现35天的“史上最长停摆”。特朗普对修建边境墙的态度如此执着,原因在于边境墙是特朗普的重要竞选承诺,同时也是其移民政策的“象征”,其政治意义甚至大于实际意义。

2.“零容忍”政策。该政策让特朗普遭到美国各界强烈抗议,迫使其于2018年6月20日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停止执行“骨肉分离”政策,但因缺乏明确要求造成执行环节出现混乱情况。

尽管遭到多方反对,特朗普的上述移民新政已经对涉及美国传统价值观的移民问题产生了较大影响。虽然特朗普承诺会进行综合性的移民改革,但有关移民权利的立法权属于国会权限,即使特朗普试图通过单边行政行为来实现其移民政策目标,仅依靠行政力量难于对美国的移民体系进行根本性变革。上述因素决定了最后更多是特朗普为了兑现竞选承诺所做的表态,噱头作用大于其实际作用鉴于国会内部和民众对全面移民改革存在高度分歧,两年来不仅进展寥寥,而且遥遥无期。短期内能够进行综合性的移民改革并不现实——中期选举之前的国会两院都由共和党控制未能实现,现在民主党掌控众议院就更无法实现了。因此,囿于政治分裂的现实,美国当前千疮百孔的移民政策体系难以根本性修复。

三、持续的社会分化

经济复苏而贫富差距拉大,美国的社会正处于历史空前的分裂程度,不仅在经济收入、政治参与和阶层、种族隔阂等方面加深,而且在文化认同与社会参与等方面加剧。特朗普在2018年仍然秉承其竞选风格,依仗和忠于自己的选举基本盘、并且尽可能迎合支持其上台的资本力量的利益诉求,这使得他更多采用“分裂治国”的模式,反过来进一步激化了美国的社会分化和文化分裂。此外,尽管枪支暴力案的强度和频率都在日益恶化,但是特朗普政府针对控枪的消极态度使得枪支暴力愈发成为美国社会的痼疾,并因美国社会的分化加剧而不断恶化。

1.女权运动与政治。自2017年以来再度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在2018年与美国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女性议题及运动席卷全美,除了与社会主义思潮和左翼组织关系密切,美国的女权运动也是中期选举中民主党的有力竞选武器:不仅女性选民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的登记人数超过了男性选民,而且参选的女性候选人亦从2016年的183人上升至260人,中期选举的结果有87名女性赢得众院席位,因此,2018年被称为美国政治的“女性之年”。

2.枪支暴力加剧。枪支暴力几乎贯穿了2018年的美国,值得警惕的是,除了枪支泛滥、警民关系紧张等老问题,2017年以来日益激化的社会和族群对立情绪,特别是日益针锋相对的极右翼团体、白人至上主义群体、左翼“反法西斯”群体等,形成了新的安全威胁。这种枪支暴力案与美国的社会、司法体制的演变有关,美国监狱存在人满为患的问题,而被监禁的以黑人和拉美裔青年男性美国人为主,种族歧视和阶层歧视共同作用之下导致很多少数族裔青年甚至出现“从学校到监狱”的恶性循环,这就给社会治安和警民冲突等都埋下了重大隐患。

在美国个人拥有及携带枪支成为传统以及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而是关乎历史文化、宪政传统,以及关乎以全美步枪协会为代表的巨大商业利益集团、政治势力利益的敏感问题,因而支持控枪的声音不足以改变拥护“持枪自由”的民意基础。并且,在控枪问题上,共和党与民主党以党派划线的观点极度分化,甚至民众对不断增加的枪击案死亡数字也越来越麻木,这都意味着美国两党对彻底根除枪支暴力顽疾束手无策,枪支暴力将是美国一个长久持续的社会问题。

3.种族矛盾。2018年是美国仇恨团体快速增长的一年,黑人和白人民族主义团体数量激增,创下历史新高。美国联邦调查局2018年11月发布数据显示,2017年度美国共发生7,175起仇恨犯罪案件,同比增加约17%;其中约60%的犯罪涉种族歧视,近50%的受害者是非洲裔。

四、趋势与展望

美国社会分裂和分化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绝非美国传统价值观回归、抗拒全球化、逆转政治正确等可轻易解决,而是需要有政治与社会共识的再建。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多项政策,特别是被视为“劫贫济富”、以牺牲美国长期竞争力换取短期资本回流、用财政收入的下降换取对经济的刺激的减税方案等,不仅将进一步导致财富和收入差距水平扩大、底层民众的托底福利水平的降低,还会进一步缩减美国的公共财富总量,使得美国政府缺乏调控社会经济不平等性的能力,更无力推动政治和社会共识的再建。

这就形成了特朗普政府社会经济政策的两对差异性:第一是对资本的回应性和对民粹主义压力的回应性差异,第二是对共同利益的回应性和对政治基本盘的回应性差异。面对这种双重回应性差异,特朗普采用右翼民粹主义社会政策与强化各种认同冲突的文化战略的“组合拳”来掩盖其事实上的对资本需求的高回应性:强调将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把流向海外的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以转移中低阶层对其对巨富阶层的利益进行制度性强化与固化的关注;利用歧视懒人和穷人的美国传统价值观来为削减教育、医疗等公共支出和食品券等福利开支提供依据,以转移减税带来的贫富悬殊加大负面公众评价。

不断加剧的经济社会不平等有可能形成不断恶化的政治回应上的不平等,后者的不平等就会产生越来越不利于中下阶层民众利益的公共政策,接下来这些公共政策会造成更严重的经济社会不平等——这就形成了美国经济社会不平等与政治回应不平等之间的恶性循环,并很有可能使得美国目前机会平等基础丧失的趋势变得根深蒂固和不可逆,导致美国社会问题的不断沉淀,因而不断损害美国政治体制自身的“造血”机能和自我修复能力。

上述社会分裂的扩大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得到集中体现,并因为此后的党争极化与府会恶斗而将继续扩大甚至恶化。与此同时,不同社会群体在围绕政治、民生等重要话题存在明显对立情绪,与美国政治极化与两党恶斗之间形成互动。美国亟待通过找回一种能够包容或超越上述差异和冲突的国家认同来扭转美国社会分化趋势。

五、“美国优先”与国际秩序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牵头构建起一个“自由的世界秩序”。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大行其道,增加了世界的不确定性,使现有的国际规则、多边机制都受到挑战或冲击。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及其政策举措在美国国内外都引发了巨大争议。很多时候特朗普是靠直觉来决策的,但其所作所为正在改变着当今的世界。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对外单边主义色彩浓厚,一切以美国利益至上,完全忽略了国际道义,不愿承担国际义务,侵蚀了美国一手打造起来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另一方面,特朗普团队依托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试图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引导、塑造甚至打造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制度设计。

新的国际秩序的构建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特朗普执政至多不过8年。特朗普政府不再愿意对外提供公共产品,其他国家则无意也缺乏能力替代美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因此,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相对真空的时期,不确定性将大幅上升。

作为一个性格乖张的人物,特朗普的个人性格特质会对决策实践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不过时势造英雄,总统的个人特质是特定的社会环境所塑造的,总统施政也会受到所处历史环境的制约和多种因素的限制。

冷战后,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和特朗普,两位民主党总统和两位共和党总统平分秋色。在这种交替过程中,美国的政治取向呈现出一种钟摆的运动轨迹。

总之,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理念下的内外政策的影响将受制于诸多因素,现在尚难以盖棺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依托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其强大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理念必将对当前和未来国际秩序的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

【魏南枝,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作者授权察网发布。原标题《2018年的美国社会:持续扩大的社会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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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2018年的美国社会:持续扩大的社会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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