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关于劳动话语和就业话语对立统一的思考

一个国家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仅仅是由公有制或公有制为主体来决定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就认为,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国家。而在90年代初,苏联就解体了。只是在解体之后,苏联的公有制才由于实施休克疗法而彻底解体。这就表明,仅仅由公有制为主体并不足以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还需要有所有制以外的制度内容。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等几项制度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其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还应该包括劳动人事制度(今天一般被称为就业制度)。人们一般认为,就业制度不仅与所有制相联系,而且总是与分配制度相联系。就业的人必然获得一定的收入。没有就业的人,就丧失了通过正式工作获得收入的机会。当前中国,通过就业获得收入依然是绝大多数工人农民获得收入的主要方式。但这就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劳动制度吗?

王今朝:关于劳动话语和就业话语对立统一的思考

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名副其实,强调言为心声,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特别反对甘言惑众、妖言惑众。《道德经》说: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孔子为政七日而诛少正卯,[1]】

怪的就是少正卯妖言惑众。《战国策·齐策》中析出的《赵威后问齐使》中说:

【“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当前,中国舆论界虽然已有所澄清,但问题依然不少。文学界固然受灾,经济界其实也不乏其例。有的甚至已经为政策文件所采用。就业一词就是明显的代表。

一个国家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仅仅是由公有制或公有制为主体来决定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就认为,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国家。而在90年代初,苏联就解体了。只是在解体之后,苏联的公有制才由于实施休克疗法而彻底解体。这就表明,仅仅由公有制为主体并不足以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还需要有所有制以外的制度内容。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等几项制度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其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还应该包括劳动人事制度(今天一般被称为就业制度)。人们一般认为,就业制度不仅与所有制相联系,而且总是与分配制度相联系。就业的人必然获得一定的收入。没有就业的人,就丧失了通过正式工作获得收入的机会。当前中国,通过就业获得收入依然是绝大多数工人农民获得收入的主要方式。但这就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劳动制度吗?

严格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应该使用就业这一术语。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著作中的确实使用过“就业”和“失业”这一组词汇,但它们与雇佣劳动(即资本家剥削工人)相联系。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就业称为雇佣劳动,认为它代表着一种剥削制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

【“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2]】

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看,它就叫作雇佣劳动制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中提出的就业理论无疑也是关于雇佣劳动的一种理论,即只有在有效需求扩大的条件下,资本才能吸收就业的理论。用就业一词来表达人们处于工作的状态,意味着人们仅仅为了得到收入而工作。在英文中,就业一词的词根是employ,其首要解释是“the service of (a person or group) to perform work in return for pay”,[3]即使用谋求获得支付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服务来从事工作。正是由于就业的这种意思,它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种日常和学术话语。世界各国的资本家也没有把他们的工作叫作就业。这就可见,就业一词是专指雇佣劳动的。

在井冈山时期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经营的国营企业中,没有就业的概念,只有工作分工的概念。因为这种企业的工人不是为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而工作,而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而工作。也就是说,在革命年代里,进入到国营企业中工作不叫就业,而叫参加革命工作。从历史的延续和客观的需要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应该把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工作都叫作就业。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里,至少有相当数量的人们参加工作是为了革命,而不是为了获得收入。如果人们参加工作首先是和主要是为了革命,而主要不是为了得到收入,那么,参加工作的机会就是不可被剥夺的,虽然在特殊的情况下人们参加革命工作并不是主动而为的。解放前夕,我国的产业工人队伍只有三百万人,[4]他们主要就业于民族资本企业、官僚资本企业、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中。在建国前后的解放后的城市管理中,中国对旧社会公职人员中凡不持枪抵抗者、不阴谋破坏者,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职工实行“包下来”的政策,使他们参加到革命工作中来。1952年以后,中国正式确立了适应重工业导向发展战略的统包统配制的劳动人事制度,即对城镇劳动力统一由国家包揽工作,用行政手段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招收、统一调配的一种工作制度。[5]这一制度到60年代中后期基本定型,一直延用到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初期。[6]虽然疾风暴雨式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但无疑的是,这一时期,中国依然是把参加工作当作一种革命来理解的。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似乎从来没有用过就业、就业制度这样的话语,而是使用参加工作、劳动人事制度这样的话语。中国实行了统包统配的工作分配制度,资本主义就难以在中国工业领域生长出来。这就有力地保证了1953-1976时期的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反过来,这也表明,这种把全国城市劳动力都纳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中的劳动人事制度确确实实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基本制度,它推动了中国生产资料公有制企业生产力的发展,根本地改造着中国的经济面貌。20世纪30年代,中国制造业总产值中,手工业占70%强,矿冶业总产值中,手工业约占25%弱。[7]到了70年代,据1973年统计,从事个体手工业这种小生产活动的人数只占从业人数约0.8%。[8]在这种意义下,社会主义劳动人事制度之名是名正言顺的。值得指出的是,在这种制度下的工人是没有劳动合同的,因为工人是企业的主人,不需要和自己签订劳动合同。虽然没有劳动合同,但这种劳动人事制度提供了全世界最有保障的工作!不能仅是要求工人如泰勒制下的标准工人那样劳作,还要要求工人的劳动安全、休息权得到保障,还要求劳动收入能够不仅支付家庭的基本日常支出,还要能够支付基本的医疗、基本的教育、基本的养老支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民也没有签订什么劳动合同,但农民的生活也在得到改善。[9]这是社会主义劳动制度使然。

只是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随着凯恩斯的著作进入中国,而中国面临加强宏观调控之后,就业一词才在中国流传开来。1980年,深圳国有企业开始了打破中国统包统配就业制度的试点,其理由是国有企业逐步以经济主体的地位面对市场竞争,必然要求对一系列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进行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传统的劳动人事制度。1980年1月,蛇口工业区首先提出,

【“工厂和工人是雇佣关系,签了合同,就是契约关系”,“违反厂方制度,教育无效,厂方有权解雇”。】

企业在用人管理上开始享有自主选择决定权,打破铁饭碗,实行合同制。[10]1980年,还有所谓劳动就业问题专家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国当前劳动就业的几个问题”的文章,提出破除“铁饭碗”“大锅饭”制度,[11]被认为是“打响劳动体制改革的第一枪”。1980年,最早的劳动合同制试点在上海开始实施。1983年2月,原劳动部下达《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为了解决所谓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的问题,采取了提高企业用人自主权、实行劳动合同制、优化劳动组合,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等措施。1986年7月,国务院同时颁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的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等四项规定,开启了较全面深刻的劳动制度配套改革。1987年,中国开始在具有固定工身份的老职工中进行“优化劳动组合”的改革,一些地区和企业还进行了劳动、工资、保险制度的综合配套改革。同时,在搞活固定工制度的情况下,也在探索企业富余人员的安置方法。1988年,一个重要的就业研讨会召开。华东化工学院经济发展所于1987年7月以来,对上海200位广长、经理和1000位职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典型调查,发现“铁饭碗”式的就业制度是很多企业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制度既导致了企业内部职工总数过剩,又导致了劳动力配置结构失调,形成冗员和缺员并存的奇异现象,从而严重地影响了企业内部效率和社会经济发展。要改变这种状况,根本出路在子打破“铁饭碗”,改革传统的劳动就业制度,从而提出了“走劳动就业市场化道路、使隐性失业显性化”的总体改革思路。[12]这就是在根本性地改变中国劳动人事制度了,就是在去革命化了。

1993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中央的文件里第一次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提出“改革劳动制度,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发展多种就业形式,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就业结构,形成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向选择、合理流动的就业机制”。这被认为是中国就业理论的一个标志性的突破。1993年末,原劳动部提出实行“国家指导下的市场就业”,到1993年底,上海市合同制职工的人数为217.1万,占全部职工的44.1%,合同制职工占比位于全国各省市之首。[13]1995年新的《劳动法》颁布实施,规定企业招工应当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全员劳动合同制在全国全面推开。同时,国企允许破产,国企劳动者被迫下岗的现象出现了。国营企业依然没有多少权力开除职工,但这种权力在政府主导下,迫使国有企业劳动力大量下岗失业了。在国有的名义下,厂长经理成为了国有企业事实上的主人。国有企业职工需要签订劳动合同了,从此,在法律意义上确立了国企和职工之间的雇佣劳动关系。国有企业职工的公费医疗顺理成章取消了。企业医院也以医疗社会化的名义被取消了。[14]退休推向了社会保障。似乎企业有了用人和分配的自主权,劳动者有了择业的自主权和流动的自由。[15]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

【“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1997年提出“市场调节就业,劳动者自主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这就使得企业用工开始出现双轨制,即在传统的公有制经济部门,在保持原有职工权益不变的前提下,开始大量聘用农民工,对他们实行相对较低的工资和福利,实际上形成一种新的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这就使得中国劳动力雇佣化了,事实上越来越不像国家主人了。但即使在改革开放时代,一个人在中国公立大学工作一般也不叫就业。可以认为,就业一词带有蔑视、侮辱性的成分,它暗含着人们工作只是为了谋生,只是为了得到生活的手段,而不是为了革命以及其他高尚的目的。事实上,如果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相当数量的人为了革命而工作,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成其为社会主义。因此,从名副其实的角度讲,当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劳动人事、劳动人事制度在改革开放后被转换为就业、就业制度时,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就降低了。改革用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办法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当中国劳动力还主要是在公有制企业中就业时,引进西方式的劳动雇佣制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但当中国劳动力在私有企业中的就业数量超过在公有制企业中就业数量时,中国就业制度越来越与西方的劳动雇佣制趋同,这就背离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了。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就业制度的变化使得今天中国高科技企业一次解雇几千人也毫无问题了。当然,高科技企业解雇的几千人一般都有高工资,解雇的社会成本不大。但中国高科技企业还比较少。中国这种就业格局的发展,即使没有出现类似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展现的那么恶劣的情况,我们也可以思考,这种制度到底会怎样?对于中国广大的劳动者不言,从事工作叫劳动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叫就业呢?20世纪80年代中国接受就业概念并使它流行起来是否就预示着中国未来会出现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呢?是否预示着当时中国去革命化呢?是否本身就是当时中国去革命化的一种努力呢?是否预示着过去一段时间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呢?这是深圳要杀出的血路吗?我们也可以思考,假设中国更多依靠公有制经济,中国广大工人的就业数量会有同样的甚至是更高的增长,而工人的福利要来得有保障得多!而且,正是由于中国劳动格局的这种发展,导致中国不得不建立类似西方的那种社会保障制度。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如果不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从而不把劳动看成是一种革命,[16]而只是单纯看成劳动者谋生的手段,在世界劳动力使用弹性化的情况下,[17]在私有企业比例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在市场价格整体刚性且具有上升动能的情况下,这种提法到底实施后果如何是很有疑问的。[18]因为,它就将意味着马克思所反对的雇佣劳动制度在中国的普遍流行!

注 释:

[1]这里的“诛”可能是责备,而不是杀的意思。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3]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Longman Group UK limited,1993,p. 333.

[4]略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J].理论与实践,1975(03):16-22.

[5]袁志刚、方颖:《中国就业制度的变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6]胡鞍钢,程永宏.中国就业制度演变[J].经济研究参考,2003(51):2-19+25.

[7]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7页。

[8]略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J].理论与实践,1975(03):16-22.

[9]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采取了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政策。而实际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在建国前就普遍存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这种剪刀差缩小了。

[10]涂俏. 袁庚传:改革现场[M].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6.

[11]赵履宽. 我国当前劳动就业的几个问题[N].人民日报,1980-8-19.

[12]范斌. 中国劳动就业制度改革问题研讨会在沪召开[J].经济学动态,1988(10):11-12.

[13]王大犇.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就业制度的转变[J].工会理论研究(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18(06):29-34.

[14]丑牛:“全民所有”和“国有”区别何在?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20-02-25/224707.html.

[15]王大犇.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就业制度的转变[J].工会理论研究(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18(06):29-34.

[16]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本身对于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和人类的前途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17]田野,刘霞.论弹性化背景下的用工自由与就业安全——从《劳动合同法》的修改争议说起[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02):139-145. 石美遐. 劳动关系弹性化的利与弊[J].中国国情国力,2007(04):54-56. 余建年. 论劳动弹性制[J].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6):27-30.

[18]中国就业制度的变化还与其它领域的发展政策相联系。比如,20世纪90年代,上海提出了“三、二、一”产业发展战略,即优化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通过几年的努力,中心城区内2/3的工业用地逐渐置换出来,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第三产业。这就使得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失业成为一种必然。参见李元春. 上海市土地利用结构与分布[J].上海房地,2004(10).

【王今朝,察网专栏学者,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昆仑策网”,有修订,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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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劳动 就业 话语

原标题:王今朝:关于劳动话语和就业话语对立统一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