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全民信仰的上帝及其宗教?(一)

佛教的出现是被武力征服的土著对印度教和雅利安人统治的精神反抗,体现了非雅利安人对失去原来身份、变身低种姓阶层的集体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中包含着被武力征服的挫败感以及伴随而来的绝望感。佛教应运而生并吸引了低种姓阶层的信众,因此也是全民——土著种族——信仰的宗教。

【本文为作者峻声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全民信仰的上帝及其宗教?(一)

宗教由人类社会早期的神话和祭祀演变而来,植根于人类先民对主宰生死、统驭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敬畏。到了古典文明时期,距今约2600年,印度发展出了印度教和佛教,同时期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发展出了道教。稍后,距今约2100年,作为姊妹文明的希腊和罗马发展出了基督教。在这些古典文明中,印度和希腊罗马的宗教都面向上帝(神)和天堂。上帝是人格化的神,创造了世界和人类。天堂则是上帝为人类安排的幸福完美之地。譬如印度的婆罗门教(即印度教)有三个主神:梵天、毗湿奴和湿婆。而罗马的基督教则只有一个上帝,叫耶和华。他们都是各自社会里全民信仰的神祇。耶和华创造的伊甸园就是人类的天堂。佛教的教义里本无上帝,但是后世的信众把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奉为上帝。而中国虽然也有创造万物和人类的神话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神——盘古和女娲,但是始终停留在神话阶段,没有进一步发展成崇拜盘古和女娲或其他神祇的宗教。中国本土发展成宗教的是道教,但是道教并不崇拜创造万物和人类的神,追求的是凡人经过修炼得道成为长生不老的神仙。道教也没有像印度教、基督教或佛教那样拥有众多的信徒。道教起初只流行于君王等的上层社会,东汉时流入民间,但仍限于一小部分人。在中国,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全民信奉的是儒家学说。尽管后世有称儒家为儒教,但儒家不是宗教。儒家学说里既没有神,也没有天堂,只是世俗的政治道德哲学。为什么中国没有像其它古典文明一样,产生全民信仰的、面向上帝和天堂的宗教呢?

如果只看到宗教的共性——即都崇拜超越自然的神秘力量——那就不能理解宗教之间的区别,也就不能回答这一问题。只有了解了各个宗教的特殊性,即这些不同的宗教是如何产生的,答案便会一目了然。

印度教和佛教

公元前1500年左右,来自欧亚大草原的雅利安(Aryans)的一些部落经伊朗高原,一小群一小群侵入印度河流域。当地居住着从事农业的土著部落,人数众多。但是雅利安人拥有马拉战车的优势,他们花了一千多年征服了人数数倍于己的土著,在印度河流域以部落和邦国的形式定居下来,并且从畜牧转为农耕。

雅利安人带来了自己的文字——梵文,还在一路迁徙的途中创作了《吠陀》等史诗。土著的民族比较多样,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更不用说统一的文字了。雅利安人带来的梵文成为印度的文字,帮助了雅利安人建立起相对于土著在文化和宗教上的优势地位。

梵文写成的史诗中记载了雅利安人最初崇拜的游牧部落神,转为从事农业后出现了新的神,甚至采用了土著的农业神,由此形成的印度教是多神崇拜的宗教。大大小小的神,不计其数,各司其职。其中有三位与农业有关的主神:创造之神梵天,守护之神毗湿奴,毁灭和再生之神湿婆。

作为高加索人种的一支,雅利安人长着白皮肤,蓝眼睛。他们对自己的体态特征具有强烈的优越感,鄙视被他们征服的土著,用身材矮小,肤色黯黑,没有鼻子等词汇来描述他们。史诗《吠陀》中把土著称为“达塞”,意为奴隶。土著包扩多种人种,主要有德拉维达人(Dravidian),澳大利亚人(Australoid)等。早期的雅利安社会有武士贵族,祭司和平民三大等级,还没有形成世袭职业。为了阻止与土著混合,保持自己的种族纯洁,雅利安人在原先的三大等级基础上建立起种姓等级制度。梵文中的种姓一词——瓦尔纳——意即肤色。所以种姓制度是依据肤色的等级制度。这一制度包括四大种姓。前三个种姓等级与雅利安人从事的职业相连,依次为:婆罗门(祭司),刹帝利(武士贵族)和吠舍(农民),第四种姓首陀罗则给予达塞人。四等种姓之外,还有一种叫贱民,只能从事不洁的行业,成为不可接触之人。所有的种姓等级都是世袭,不同种姓之间的通婚有着严格复杂的规定和限制。

婆罗门掌握的印度教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当人的肉体死亡以后,灵魂会依附另一个肉体转世,获得再生。这样的轮回永无休止。转世以后的生命是得到升迁还是贬低,则视该灵魂在前世的道德品行而定。

多神崇拜、种姓制度、转世轮回以及相关的社会法令,构成了印度教的基本组成部分。众神管理着从宇宙到人世的一切事物,包括人的生死和灵魂转世。维持着宇宙和尘世的一切秩序,包括种姓阶层。掌握祭祀权力的婆罗门阶层成功地把宗教定为印度社会最重要的事务,进而将自己的种姓地位置于掌握政治和军事权利的刹帝利种姓之上。为了能永久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雅利安的上层种姓在武力征服土著之后,又通过宗教来收服土著的心,以使土著彻底放弃反抗的意志,遵循种姓制度,永久臣服于雅利安人的统治,世世代代甘愿为奴。从更深的层次看,印度教的产生也反映出雅利安人的集体危机感:面对人数数倍于己的土著,害怕自己的种族淹没在人数众多的土著之中。印度教因此而成为雅利安人全民信仰的宗教,并且被强加于土著。雅利安人怀有的种族身份危机感促成了印度教成为印度社会全民信仰的宗教。

大约在公元前800年,铁器传入印度。铁制兵器极大地增加了战争的破坏性,对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害,因而对宗教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时印度次大陆上雅利安人和土著人的邦国林立,彼此间争战不止。公元前563年,佛教创始人乔答摩·悉达多出生于尼泊尔山区的一个贵族家庭,为刹帝利种姓。他的家族属于蒙古种族的释迦部落,所以他又被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者。作为非雅利安人的蒙古人种,佛陀的家庭能成为刹帝利种姓,说明种姓制度已经被非雅利安邦国和部落接受,非雅利安人邦国的统治者也能得到高种姓的地位。

年轻的释迦牟尼亲眼目睹了他所属的小小的迦毗罗卫国遭受一个临近大君主国的劫掠,他的释迦族同胞遭到大规模屠杀。为了摆脱心中的苦恼,他放弃继承王位,舍弃优越的生活,作为苦行者四处飘泊,冥思苦想济世良方,据说达到了澈悟的境界,就此创立了佛教教义,被后世尊称为佛陀,意为“觉悟者”。

释迦牟尼试图对印度教进行改革,以减轻低种姓非雅利安人的痛苦。他把痛苦归咎于贪婪。基于印度教的因果报应和再生教义,释迦牟尼重新诠释了六道轮回:每一个道对应于某几种罪孽。人由于迷茫和欲望,犯下罪孽和过错,转世投生于相对应的道,即六道中的一个。经历生死,受苦受难。人生就是受苦受难,这构成了佛教的最基本教义。在一个道里经历一次生死并未结束苦难,还要转到下一个道,也就是下一生,继续受苦受难。这一生是下一生的因,也是前一生的果。人就在六道之间循环往复,生生死死,永无终结。这就是佛教的六道轮回之说。如果仅限于此,佛教与印度教也就没什么大不同了。释迦牟尼最终给世人提供了一个解脱之道——涅槃。涅槃就是脱离了生死、脱离了轮回,不再受苦受难。涅槃是佛教的终极理想归宿。但是,人必须通过修行摆脱迷茫,去除欲望,才能进入涅槃。释迦牟尼就此给出了一整套教义,也即道德行为哲学,劝诫世人停止杀戮,行善积德,清心寡欲,忍受苦难,作为自己进入下一生以及最终进入涅槃的门票。

印度教宣称婆罗门是统治整个宇宙的精神。佛教则拒绝优待婆罗门等高种姓阶层,对信徒一视同仁,提倡众生平等,不加种姓区别,以此作为对种姓制度的反抗。印度教是征服者或者统治者的宗教,佛教则可以看作是被征服者或者被统治者的宗教。然而,在雅利安武力征服下的印度,释迦牟尼没有实际力量能够改变种姓等级制度带给社会的不公和压迫,所以他只能把解除痛苦的希望引向现实世界之上的精神领域,从而为受种姓制度压迫而绝望的民众留一线脱离苦难的希望,为饱受创伤的心灵提供慰籍,也由此注定佛教的本质是避世主义的。

由于土著没有自己的文字,最初的佛教教义是用梵文写就的。释迦牟尼的教义未能挣脱梵语以及吠陀所设置的语境——转世轮回。六道之间的等级差异几乎是现实世界里的种姓等级差异在精神世界里的折射。这意味着佛教不但在现实世界层面摆脱不了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在涉及人的最终归宿的宗教精神层面也未能摆脱印度教的等级划分。这不仅未能削弱种姓制度,反而进一步增强了印度教的权威。与印度教永不休止的轮回转世不同,释迦牟尼的确给出了脱离苦难的希望——涅槃。但是释迦牟尼的涅槃其实是寂灭,是生命进入没有感觉的状态,所以感觉不到苦难,但是也感觉不到幸福和快乐。佛陀其实是一个愤愤不平的绝望者,从现实中的无力反抗走向精神上否定一切快乐和幸福的存在。

佛教的出现是被武力征服的土著对印度教和雅利安人统治的精神反抗,体现了非雅利安人对失去原来身份、变身低种姓阶层的集体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中包含着被武力征服的挫败感以及伴随而来的绝望感。佛教应运而生并吸引了低种姓阶层的信众,因此也是全民——土著种族——信仰的宗教。

佛陀的原始教义中不包括神,但是处于苦难之中的被征服者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希望得到拯救,渴望一个比征服他们的力量更为强大的神来拯救他们脱离苦海。于是后来的信众把佛陀奉为佛教的主神。然而,佛陀提供的最终出路——涅槃——仍旧要借道印度教的种姓通道,未能摆脱印度教及其种姓制度主宰现实的无所不在的影响,这也暗示佛陀的神力不及婆罗门教的主神,因此,佛教并不能构成对印度教的真正挑战。

佛教产生200年之后,由于孔雀王朝的第三任君主阿育王的推崇曾经兴盛一时,影响超过了印度教。但是佛教并没有就此被立为国教,而是与婆罗门教(印度教)、蓍那教等其他宗教共存。公元600年之后,佛教在印度本土走向衰亡,雅利安人的印度教在吸收了佛教和蓍那教的部分教义后,重新成为印度影响最大的的宗教。被征服者最终接受了征服者的宗教,表明印度土著不但被武力征服,在精神上也被征服,由此承受了种姓制度带来的世所罕见的苦难。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利安人最终并未能阻止极少部分土著向高种姓阶层的晋升,但是,种姓制度却在印度深深扎下了根。低种姓阶层世世代代处于社会的底层,辛苦劳作,甘愿忍受高种姓阶层的种种盘剥压迫,不图改变此生的命运,只是期待用此生的苦难换取一个好的来世。他们的精神被限制在服从印度教的教义上,从而失去了对其它生活和文化方面的兴趣和创造力。整个印度社会也因沉迷于宗教而在其他方面发展迟缓,时间仿佛停滞了。印度甚至连自身的历史都懒得记载,因为现世无意义,来世才重要。印度的很多历史时段是一片混乱或空白,反而在希腊、中国和伊斯兰的史书里记载得更为详实。

佛教后来传到亚洲的其它地区,包括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在完全不同于印度的社会结构里扎下了根,由此成为世界性宗教。本文将在后面论及中国时再作论述。

印度教和佛教的产生揭示了全民族的生存或者身份改变的危机感,或者对现实的绝望感催生了全民信仰的神(上帝)及其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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