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荣政: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评《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

陶德麟教授青年时期出于对现实的热烈关注和理想的追求,出于对当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及胡适、张君劢等人思想的强烈不满,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的引导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1949年5月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后,勤奋地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经济学著作。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信念一直没有动摇过,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磨难的年月。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重新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学习中外历史,思考党和国家的命运问题。这对后学者选择人生道路和职业极富有启迪。

梅荣政: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评《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陶德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5月24日17时08分在武汉逝世,享年89岁。本文作者为深切悼念陶德麟先生,特授权察网再次发表首发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05期上的一篇论文。陶德麟先生千古!】

武汉大学陶德麟教授的《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以下简称“中国化研究”)一书,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中的“陶德麟卷”出版,该书从陶德麟教授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论文中精选出36篇精品力作,分为上下两篇编排,另加附录两篇和后记。

陶德麟教授的“中国化研究”一书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我这里从两个方面谈谈读后心得。

一、献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的奋斗历程

第一,陶德麟教授青年时期出于对现实的热烈关注和理想的追求,出于对当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及胡适、张君劢等人思想的强烈不满,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的引导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1949年5月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后,勤奋地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经济学著作。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信念一直没有动摇过,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磨难的年月。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重新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学习中外历史,思考党和国家的命运问题。这对后学者选择人生道路和职业极富有启迪。

第二,陶德麟教授是我国老一辈哲学家李达选定的科研助手,从1953年到1966年,他在李达指导下,边学习边工作,才华出众。1955年,他24岁时就写下了《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一文,批评苏联罗森塔尔院士和尤金院士编著的权威著作《简明哲学词典》中“同一性”条目的释文。他指出,《词典》把同一性定义为“表示事物、现象同它自身相等、相同的范畴”,断言“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现象之间没有同一性”的说法是违反辩证法的。他指出:

【“唯物辩证法比形而上学和常识高明的地方恰恰在于它不仅看到了事物(现象)的自我同一,而且进一步揭示了事物(现象)的内部矛盾。唯物辩证法所理解的同一不是没有内在差别的同一,而是包含着内在差别的同一。作为唯物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就应该是指对立面的同一(或统一),即指共处于统一体中的对立面互相依存、互相联结的关系。”】

针对《词典》所举的例证,他分析了生与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这篇论文在《哲学研究》1956年第2期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批评了《词典》对“同一性”的解释“是根本错误的”。《词典》再版时对此条作了原则性的修改。从那时起到“文化大革命”前夕,陶德麟老师在《红旗》、《人民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理论战线》等报刊上发表了30多篇哲学论文。作为青年学者,陶德麟老师在学术界已有了较大影响。1961年8月,李达遵照毛泽东指示,决定编写一部70万字左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为唯物辩证法,下卷为唯物史观。他要求这本书准确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着重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阐发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同时概括当代科学的最新成果,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批评苏联教科书的缺点。李达亲任主编,指定陶德麟老师为主要执笔人,其他几位青年助教协助。经过4年的努力,到1965年冬天完成了上卷唯物辩证法部分。书稿送请毛泽东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哲学界的部分专家审阅,毛泽东同志看了一部分并作了批注。对于这些学术成就和殊荣,陶德麟老师在自序中只是以平实的语言叙述了这一历史的真实,无任何褒扬、夸张之词。

第三,在“文化大革命”中,陶德麟教授受到了一般人很难想象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折磨,从35岁到45岁在“九死一生”中白白地耗去了十年的宝贵时光。他在逆境中也迷惘过、悲观过,但他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这十年的时光并没有完全虚掷,而是得到了“千载难逢”的“奇特人生经验”,痛苦地思考了在正常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思考的许多问题,这对一个搞哲学的人来说是大有好处的。的确,“文化大革命”使陶德麟教授明白了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持续十年之久,原因很复杂,但与一套荒谬的理论支撑分不开。这套理论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使“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再重演,就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并加以发展。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1978年以后,陶德麟教授在基本理论建设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在理论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与他的人生经验是不无关系的。

二、关于陶德麟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上的理论贡献

第一,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相统一的硕果。时下哲学界有一种见解,即有的论者认为,中国哲学从开始就过多地关注人事,没有西方哲学那种纯哲学的传统,因而中国哲学始终达不到西方哲学的水平,甚至够不够资格称为哲学都成了问题。陶德麟教授却另有看法。他以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这与“爱智”不仅不相抵触,而且相辅相成。实际上,不管哲学家自己的想法如何,哲学的最深层的根基还是人对自身处境的关注和思索、理解和追求。西方哲学也不例外。各派哲学尽管千差万别,但是在这一点上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哲学的高度抽象并不说明它与现实生活无关,恰恰相反,它终究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智慧。归根到底,“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引起近现代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是因为它满足了中国社会的需要。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是因为它提供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不可缺少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思想武器,正是因为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中国化。不断地从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着的丰富实际生活中提炼出哲学问题,给予理论的回答,又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生命之源和必由之路。当然,真能“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大概没有,但是哲学家不可无为此献身的情怀。“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是我为之神往而不敢不勉的箴言”。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以来,陶德麟教授推出的众多成果,正是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相统一的结晶。如他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系列文章:《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等都是为摧毁“两个凡是”的哲学基础而写的。又如,他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包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课题》等等,是在驳倒“两个凡是”的哲学基础之后,为回答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何处去,走什么路的热点问题而写的。他针对当时纷然杂陈的种种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旗帜鲜明地指出:

【“我坚信哲学对一个民族至关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它是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中所处的位置的最集中的标志。没有自己的哲学的民族是没有独立灵魂的民族,是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民族。然而,并非任何哲学都能给民族带来生机与智慧。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抓住事物的根本、与当代亿万人民的实践血肉相连、站在人类智慧的窗口不断地回答当代生活的重大问题并指明人类发展远景的哲学。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之无愧的,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等于抛弃了我们整个民族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抛弃了观察处理当代一切复杂问题的最科学的方法。这不是‘创新’和‘前进’,恰恰是非常愚蠢的倒退。当然,我们需要的不是僵化封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奠定的理论基础上不断容纳当代人类思维的一切积极成果、充满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关于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问题的论文:如《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几个问题》等,也是针对在这几个标准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上的争论而写的。而这些争论,关系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和道路。书中其他的专论也是如此。陶德麟教授说:

【“从1978年以来我一直比较自觉地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的问题上。”】

事实的确如此。

第二,从现实生活中磨炼出的既高瞻远瞩又精细严密的理论。陶德麟教授竭力倡导花气力去研究与我国现代化和民族振兴有重大关系的哲学问题。坚信理论的生命之源在于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这一倡导在思想理论界引起了“研究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会不会降低哲学的水平”的疑问,对此,陶德麟教授指出:

【“很可能会,但不是必然会。这第一取决于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哲学问题的精度如何,第二取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高度和深度如何,第三取决于宣传的方式如何。改革开放前有好多年把哲学变成了具体政策的辩护工具,弄成政策的图解,确有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的毛病,以至于造成全民学哲学而又全国主观主义大泛滥的荒谬局面,我们子孙万代都要对这段惨痛的历史引以为戒,再也不能重演了。我们不会再走这样的路。我们要走的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路。我们一定要学习邓小平,时刻想一想他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样,我们才能以世界的胸怀和时代的眼光来解决生活提出的哲学问题,磨炼出高瞻远瞩又精细严密的理论,为中国、也为世界哲学做出自己的一份独特的贡献”。】

陶德麟教授在哲学研究和理论建设中,十分注意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哲学问题的精度,解决问题的高度和深度,讲究宣传的方式。正是这样,“中国化研究”被学界誉为精品力作,它立意高远,学涵丰富,理论表述富有特色,一些重要的命题、论证和结论发人深思,不愧为哲学大家之作。

第三,以简洁晓畅的语言讲清复杂的道理。陶德麟教授认为,学风问题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重要的问题。他强调,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避免虚夸不实的毛病。在哲学领域里,要切切实实地分析一个问题,做出合理的说明,把理论向前推进哪怕是一小步,都是非常艰难的精神劳作,许多大哲学家用了毕生的精力也只回答了几个哲学问题。“中国化研究”一书体现了陶德麟教授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该书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特别是真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人道主义问题、哲学和自然科学联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专业的建设和改革问题等等多方面内容,在每一个专门问题上他都倡导并力求把视线投向新领域,研究新问题,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研究或者没有深入研究过的问题,当时的时代还没有提出、或者没有尖锐提出的问题,根据现在时代已经发生的变化,新的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提出的新的问题,或者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做了大量研究,正在影响世界的问题。陶德麟教授力求把这些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出自己的看法,做出自己的解释,在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上作出新的贡献,但是绝不搞假、大、空。陶德麟教授认为,在哲学上搞假、大、空最容易,故弄玄虚、故作高深,用一大堆抄来的或生造的语词来讲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用空话把问题的症结蒙混过去,尽快地构成体系,这是不可取的。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文风问题,他认为,写文章的人各有风格,这是个人的自由。但是他不赞成佶屈聱牙、冗长晦涩的表达方式,也不赞成牺牲理论的准确性和深刻性把复杂的哲学问题都写成快板式的东西,而主张尽可能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以简洁晓畅的笔墨讲清复杂的道理。他以为“能做到这一点才是真正的高手”。我以为陶德麟教授的作品,特别是“中国化研究”一书在学风、文风上做出了楷模。读过这部名作的人大概都会有共识:书中无论是对经典著作的解读,还是对理论难点的分析,或是对现实生活中提炼出的哲学问题的说明,都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并确实以简洁晓畅的笔墨讲清了复杂的道理,使人读来感到在语言上明快晓畅、明白如话;逻辑上条分缕晰、层层递进;道理上细致入微、沁人肺腑。

【梅荣政,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赞同、支持、鼓励!」

察网 CWZG.CN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标签: 马克思 陶德麟

原标题:梅荣政: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评《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theory/202006/581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