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 | 马克思革命:行动的语境——《资本论》行动理论的意蕴与模式

“四卷结构”使《资本论》成为一体例完备的作品,毫不夸张地说,这得益于马克思对科学性与阶级性的“严谨统一”的处理。认真梳理《资本论》的逻辑可以发现,马克思是由主客观统一的行动范畴界定与刻画“资本运动”及其过程的,即运用了“事的科学”的学科门类归类和过程分析的基本笔法。“行动”的范畴生产与批判的理论效果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统一历史中的社会阶级、行动与个体行为,既蕴存阶级的主体概念的历史规定性,又突出社会启动个人的经济行为特征;第二,以生成性规定统一阶级、行动、语言,这种研究越出了语言本身,构造出“真正的实证科学”——阶级与行动内在统一的历史科学;第三,行动范畴最终迫使“唯物辩证法”(作为“历史学科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作为“历史工作逻辑”)取得一致性,完结了理论实践的“意蕴”。通过渐进追询“行动如何可能”,各种行为模式在《资本论》中艺术地结成一体,结成完整的工作;这种大写意义的“逻辑构造”旨在消除各门具体科学之工作盲目性,通过学科批判的指导,有效服务阶级客观对象的社会现实,实现阶级、行动、理论科学的实践统一。

许光伟 | 马克思革命:行动的语境——《资本论》行动理论的意蕴与模式

【原编者按:人们愿意思考历史,即能够用历史进行思考。《保卫资本论》初拟提纲以“马克思革命:行动的语境”为总领,意在书写“中西对话、中西比较、中学与西学创造性学术集结”主题(参阅文末附件)。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华历史实践与文化架构彻底击破了西方普世价值观。其整体预示中国经济学建构之文明基础之理论地基。我们需要于其中寻觅本真的方法论机理,由体而用,即用显体。然则从知行合一到知行不二,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本体论批判,中华范畴由行动的规定开始。春景与繁花并茂,落霞与孤鹜齐飞;以历史启动方法,以理论启示方法,中华行动结构亦必能有效启发知识结构,实现中华话语之实践之批判,形成“行者”与“知者”并举之《资本论》中华概念。】

【原文题注】此文是写在《保卫资本论》之后,笔者为完成《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已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版权2014年12月)写出的未及放入其中的一篇文章,即该著的“写在后面”!现及时整理出来,以飨读者。支持项目:“《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实践创新研究”。

一、引论:何为《资本论》提出的“行动”?

以行动诠释研究对象,还是以行为诠释研究对象?这涉及到对象→研究对象的发生学的规定问题。在此追问之下,属人或属物的问题将被超越,即社会科学询问“行动”,而非“行为”(无论人的行为或物的行为)。本文试图依托《资本论》,揭示“行动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据以进行相关的周延性探讨。开篇论述,我们从讨论什么是“行动”开始。解题的思路是以事的科学审查《资本论》逻辑。《资本论》刻画的对象是一过程的运动,是这样的事件:《资本的生产过程》说明“生产的经济行动如何发生?”是为历史发生学的“逻辑”。《资本的流通过程》说明“流通的经济行动如何发生?”是为系统发生学的“逻辑”。《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说明“生活交往的经济行动如何发生?”是为现象发生学的“逻辑”。《剩余价值理论》说明为“批判性经济认识的行动如何发生?”是为认识发生学的“逻辑”。【注:许光伟:《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我如何写保卫资本论》,《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2015年第8辑。】

经济学长期陷入无法有效区分研究的对象是“BEHAVE”(行为)抑或“ACT”(行动)的苦恼之中。例如个人主义者始终坚持认为:“经济学概念只是对于行动体系才有意义,但是它也适用于一个特定个人的行动体系——‘鲁滨孙经济学’。”【注: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765页。】

马克思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米塞斯是为数不多的在用语上坚持将“个人行为”(Individual Behavior)和“人类行动”(Human Action)区别开的理论研究者之一。但是,米塞斯的区分是肤浅的,认为一者是“无意识的Behavior”,另一者则是“有意识的Behavior”,仅此而已。并且后者唯其“有意识性”,使自身同动物彻底分开,又将自身定格为“经济动物”、“理性经济人”。此后,此种“经济人范式”试图囊括一切的理论科学,排斥和拒绝历史学科的一切有价值研究。或许在个人主义的追随者们看来,“历史理性”——作为行为模式——是不曾有的概念,因而不必加以考究。

【注1:从这个角度看,尽管存有这种否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普通观念中的科学唯物主义,而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一种样式。它和后者主流形态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有一些‘历史的’成分。”(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11页)】

【注2:然而,我们必须说,“在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无疑是首位系统提出客观存在批判研究任务的人类学家。”即马克思“作为科学家,也就在于首先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故而,可以这么认为:“马克思提出任务的特殊方式是重构资产阶级工作者业已开展的研究路径,在经济学领域发动一场哥白尼革命,使经济学家还原到‘历史学家’(唯物主义历史工作者)层面进行工作。”(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1-42页)】

【注3:作为一种必要的回顾,我们且看康德的论说:(1)“一切被创造物的全部自然禀赋都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且合目的地发展出来的。”(2)“一个被创造物的身上的理性,乃是一种要把它的全部力量的使用规律和目标都远远突出到自然的本能之外的能力,并且它不知道自己的规划有任何的界限。”(3)“大自然决不做劳而无功的事,并且决不会浪费自己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4)“人具有一种要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也具有一种强大的、要求自己单独化(孤立化)的倾向……大自然在要求纷争不和。”(5)“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6)“这个问题既是最困难的问题,同时又是最后才能被人所解决的问题。”(7)“野蛮人的无目的的状态所做的事情,就是它扼制了我们物种的全部自然禀赋……然而另一方面,由此而产生的灾难却也迫使我们这个物种去发掘一条平衡定律……并且迫使我们采用一种联合的力量来加强这条定律,从而导致一种保卫国际公共安全的世界公民状态。”(8)“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9)“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的这一哲学尝试必须看作是可能的,并且甚至还是这一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18页)】

但其实,所谓的“无意识性”,只是表明主体的非自觉行动特征,即简单的法则的跟从行为。这种行动往往倾向于赞同单一的行为类型,所谓的“客观理性”。相反,所谓的“有意识性”,不过进一步表明了主体行为的自觉性,乃是同时蕴涵“创造社会标准”(行动规定)的社会行为;自觉行动的特征使其从简单行为模式的类别中分立出来,与之对立。并且,该“积极行动”或可径直称之“社会自觉行为”,因为它直接体现了“历史理性”。

显然,历史理性这个规定决不是康德的自然目的论→道德目的论的涂抹了“物神论”的“纯粹历史理性批判”,而是行动蕴涵了“主观理性”。与之相适应,主观和客观亦不是截然对立的,其实体现的是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能动实践关系。马克思这样谈到,“蒲鲁东恰恰是把社会的东西称为主观的东西,而把主观的抽象称为社会。产品和资本之间的区别恰恰在于:产品作为资本表示着属于某个历史的社会形式的一定关系。所谓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只不过是把那些恰恰表示着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区别忽略掉。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注:《马恩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1页。】

“‘个人主义’的观点是:必须从个人出发来理解社会。你必须首先理解个人的属性;然后你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尔后,才能理解作为这些行为的结果的社会。这个观点不仅是斯密和李嘉图的核心,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来说是如此,对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也是如此。”【注:海里希、魏小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同古典经济学的四个决裂——海里希教授访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7期。】

但与之相反,从社会行动的观点看,“奴隶和公民……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关系。A作为人并不是奴隶。他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因此,“蒲鲁东先生在这里就资本和产品所说的话,意思指的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存在区别;其实恰恰只有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才存在着这种区别。”【注:《马恩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1-222页。】

无独有偶,哈贝马斯也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例如他说,“无论是在目的行为模式中,还是在规范行为模式中,行为者本身都没有被设定为一个可以加以反思的世界。只有戏剧行为才要求一个主观世界作为进一步的前提条件,行为者在行为过程中本身就构成了背景,并与主观世界建立起联系。”【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90页。】

哈贝马斯是以社会学理论的学理思路而展开对行动的探讨的。其行动构图是四种类型:目的行为模式、规范行为模式、戏剧行为模式和交往行为模式。四种类型中,哈贝马斯至为推崇的是“交往行为”。因为据说,“除了交往行为模式的语言概念之外,三种其它语言概念的片面性表现在:它们各自所代表的交往类型都是交往行为的临界状态,具体而言,第一种是间接沟通,参与者眼里看到的只是自己的目的;第二种是共识行为,参与者只是把已有的规范共识付诸实现罢了;第三种是与观众相关的自我表现。它们都只是分别揭示了语言的一种功能,即或发挥以言表意效果,或建立人际关系,或表达经验。”相反,“只有交往行为模式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5页。】

哈贝马斯把行为模式看作是“杂乱的”、“属人的”行动,并且又站在了资产阶级语用学的改良主义的批评立场上,这促成其独爱“交往行为模式”,究其实质,仍然是没有跳出个人主义分析框架,致使批判与建构均带有不同程度的虚假性。

哈贝马斯提到,“目的行为理论来源于新古典主义奠基者对于经济学行为选择理论的论证,以及冯·诺伊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对于博弈论的论证。在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过程中,规范调节的行为概念获得范式意义,要归功于涂尔干和帕森斯,戏剧行为概念获得范式意义则是戈夫曼(E. Goffman)的功劳,而米德(G. H. Mead)和后来的伽芬克尔(H. Garfinkel)则使交往行为概念具备了范式意义。”【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5页。】

这同样也并不是客观的。因为从行动模式的规定的实际形成看,《资本论》全部涉及了上述“四种行动类型”,即由四卷结构所对应的资本的统一化的“行动的理论和范畴”。只不过,马克思没有采用语用学的工作体例。他相反强调的是:“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所以从中可以窥见,和哈贝马斯所秉持的主张明显不同,马克思尤其强调了范畴来源上的客观性标准,即个人之外的社会历史语言生产的工作体式。这种语言和行为模式内在结合,以适应“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的工作需要。【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所以,语言归根结底是“行动的产物”,而行动又是“活的历史”、“活的阶级”,以致是“活的阶级历史”。这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依据“我的辩证方法”进行的“范畴生产”。

【注:遵循刚刚兴起的资产阶级科学传统,马克思把《资本论》区分成“理论部分”和“历史部分”,但后一个历史分明是“理论史”,是理论批判的自我认识形式,——按照通常的说法,它构成了各门专业经济学的“概念”和“语言”;真正的历史(实在史规定)是立在理论背后的规定,它生产出理论,相应产生了语言规范。】

只是以此种观点看,“《资本论》在研究资本运动的同时,也全面地研究资本家的经济行为,揭示这些行为的特征。马克思既从总体上来评价这些特征,也分别从一般过程和特殊过程的角度来分析它的特征。”【注:陈俊明:《资本论:论经济行为的特征》,《海派经济学》2013年第2期。】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仅仅说“经济行为理论是资本理论的进一步具体化”,以此把握“《资本论》研究的新方位”(例如说,“如果说,对‘人格的物化’的研究是对客观过程的研究,那么,‘物的人格化’研究则体现了经济行为理论的重要内容。它表明,主体的活动或行为一方面以‘物’为根据,并且占有一定的物权,主体行为不是打‘空手道’;另一方面主体不是单纯的守财奴,在占有物的同时也给‘物’、‘物权’注入人的主体性、灵性和活力,要用它来获得更多的财富,同时给客观对象的发展以许多新的意义。”以及“《资本论》的经济行为理论突出经济主体在经济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与同样是客观的不同主体行为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唯物史观突出主体实践的观念和方法在经济研究中的重要体现,也是马克思科学方法的重要运用的结果,它使马克思的研究更加贴近实际,使他的经济理论更加丰富和生动、有魅力”,等等,也是极其不够的。【注:陈俊明:《资本论研究的新方位:经济行为理论》,《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

在最高意义上,我们应该接受阿尔都塞申明了的这一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阶级斗争”,即“这个观念就是: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即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所开创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心和核心,是阶级斗争。”我们看一看阿尔都塞对该观点的一个详尽的说明:“有一种‘阅读’《资本论》的方式,有一种‘理解’和‘阐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的方式,可能完完全全是资产阶级的。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意思是说它受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渗透,打上了它的烙印,确切地说,是受到经济主义意识形态或资产阶级社会学至上论的影响和渗透,并打上了它们的烙印。比如,可以这样来阅读《资本论》,即把它当作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阅读:从基础开始,对‘劳动过程’进行考察,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区分,对商品、金钱、剩余价值、工资、再生产、地租、利润、利息、利润率下降趋势等等进行分析,总之,安心地去从《资本论》中发现(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并在完成了对‘经济’机制的这种分析之后,再追加上一个小小的补充: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因为,“未完成的关于社会阶级的小小的一章,难道不是确实位于《资本论》的最后吗?难道不应该在阐明了全部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之后,才去讨论社会阶级吗?难道马克思不是要我们把社会阶级(从而阶级斗争)看作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产物,它的最后的产物,它的结果吗?难道社会阶级不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后果,阶级斗争不就是阶级存在的后果吗?”可是,“这种阅读,这种对《资本论》的阐释严重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经济主义歪曲。社会阶级并不是出现在《资本论》的最后,它们从头到尾都出现在《资本论》中。阶级斗争并不是从社会阶级存在中派生出来的一个后果,阶级斗争以及阶级的存在其实就是一回事。”【注: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吴志峰译,《新史学》2015年第14辑。】

这表明,成熟类型的阶级社会的经济行动是彻头彻尾的阶级与行动的规定统一。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阶级理论”与“行动理论”的统一性。马克思应该是用“社会客观批判”(其在工作内涵上或可对应“历史理性”这个词)诠释主客观发展的规定的统一的,由此使“阶级”落实为“行动”进行阐述,因为这样反过来就使行动作为了“活的阶级”,作为它的实践的话语。这种工作效果(行动主义工作逻辑),用阿尔都塞的话说,就是:“虽然马克思给《资本论》起了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副标题,但这不仅仅意味着他要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还意味着他要对(资产阶级)经济主义幻象进行批判。他要对资产阶级的这个幻象进行彻底的批判,因为它精心地将生产活动、交换活动(经济)与社会阶级、政治斗争等等割裂开来。”和那种急于求得结果的想法相反,“马克思要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全部条件(从而整个所谓的政治经济),都被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渗透和统治着。”这样,对行动的理论的详尽阐述反而充足性地说明了“阶级斗争是理解《资本论》的‘决定性环节’。”【注: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吴志峰译,《新史学》2015年第14辑。】

根据这种概括,客观批判即行动,行动要义在于落实物质生产对象的客观发展规定。所以说,“资本的行动”决非单纯个人或主体的行为,而是由资本代表的社会所启动的由个体或组织实施的具体行动,乃是整合了“非自觉行为”(这里指社会行为规定)的社会个人的自觉行动。

【注:“马克思的经济行为理论研究,是对他以前的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超越,——古典学派的学者们虽然也涉及经济行为的研究,但却只是将全部行为主体都归结为同样的‘经济人’,并且在突出‘经济人’的趋利之心后,又将这种人格物化,只注意物的分析,陷入旧唯物主义的窠臼中。”(陈俊明:《<资本论>研究的新方位:经济行为理论》,《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

在这里,研究对象的逻辑转换成“行动主义逻辑”。该种活的行动逻辑的设立,使阶级成为“抽象和具体的统一”(规定),即阶级既成为“客观对象”,也成为“理论对象”。于是,“行动的阶级”与“阶级的行动”的统一成为“自觉”与“非自觉”人格化范畴意蕴上的统一。如此,历史理性与实践理性也被统一了。行动——作为直接的对象性——和“阶级”(大写字母的社会历史行动)的合二为一,遂达成一种规定性:资本的行动(而这即是《资本论》的主题所向)。进一步而言,根本带有交互作用性质的社会和个人相兼的行动方式,乃是资本范畴规定性上所赋予的“特殊行为模式”。其越出市民社会理论的地方正是“改变世界”的规定,即如果“把社会地调节劳动和分配的系统称作经济系统,这样,马克思认为,生活再生产的经济形式就表征着人类的发展阶段。”【注: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36页。】

据此看来,《资本论》提出的“行动”是阶级化的经济行为,它决不是单个的普通行为人的经济行为——无论策略的行为、目的理性的行为还是规范语境中的行为,因为行动超出一般行为的地方即在于同时发生和进行“社会抉择”;“因为这种行为本身是客观的,长期的,有规律性的,所以,站在过程之外,在历史考察的制高点上来研究,不仅可以揭露资本家如何发财致富,而且还可一方面从资本家执行一般过程职能时的合理行为中发掘一般的经济行为规律,另一方面通过批判资本家行为的非理性、非人性,通过分析和表现他们的无意识的自私自利行为,说明他们往往歪打正着,从反面展示某种必要性,从而揭示了资本运动的基本规律。”【注:陈俊明:《资本论研究的新方位:经济行为理论》,《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

本质上,这是一种实践模式。行动,在这个意蕴上堪称为“社会管束个体行为的特定方式”。而所谓的“经济范畴”,则是一定阶级行为的客观的社会表现,是行动的具体认识形式。它们的内涵逻辑是天然多变的,取决于以社会制度为皈依的经济运动类型的变化。

二、资本的行动理论:行动如何可能?

行为模式是行动方式的具体化。以资本的行动理论(资本=行动)考察“资本的发生”就达成一部实践态的历史。毫无疑问,这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别开生面的内在交流场面。

概言之,《资本论》建基于这样的发展阶段:阶级关系已经全面展开,而直接导致阶级和经济行动的一体化。在这种活动中以致我们可以说,“不存在‘纯粹的’经济生产,不存在‘纯粹的’流通(交换),不存在‘纯粹的’分配。所有这些经济现象,都是在社会关系中发生的过程,而这些社会关系,归根到底(也就是说在它们的‘外表’下面),其实是阶级关系,是对立阶级之间的关系,即阶级斗争的关系。”【注: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吴志峰译,《新史学》2015年第14辑。】

交换、分配、消费高度聚焦于社会再生产。这样,我们可以探讨隐藏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行动理论”,按照葛兰西的提法,这是“行动的实践哲学”,而根据卢卡奇的校订,其实这是在分析“历史行动”,如上所论,是在分析历史行动的“实践模式”。

基于历史理性考虑,商品和货币的行动发生是落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行为模式背后的规定。因为资本的本质是社会再生产关系,对历史生产行动的追溯由“再生产活动的发生”开始。这一社会有意识经济活动的历史发生过程,即是经济的社会形态之形成。产品的经济形态和商品的经济形态所迭加的规定是生产,再生产规定则在商品的经济形态体系中发轫,因此,这后一者是经济形态社会本身达到成熟发展阶段的标志。

【注:这诱导哈贝马斯做出如此判断:“马克思并不是按照一个社会的复合性的增加来评价这个社会的发展,而是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交往形成的成熟与否来评价社会发展……因此,我要维护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衡量历史进步的标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成熟——有能力为一个制度(系统)的存在作辩护。”(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2页)】

即是说,商品生产固然因应产品生产而发生,但资本的发生则建基于整全意义的商品生产,后者又进一步建基于交换体制的越来越成熟完备。这就需要对整全意义的交换史首先做出系统考察。

【注:就是说:“资本尽管如前所说,可以在货币形态上存在,亦可以在货币以外的其它当作商品和当作生产手段的物质形态上存在……却始终是把货币作为其全运动过程的经纬。资本关系离不开货币关系的,正因此故,资本并不是可以突然在任何社会都可发生的。如其说,资本必须透过货币而显现其作用,我们就不妨由货币关系来追溯它的起源。”(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55页)】

这时候,我们立足工艺史的过程鸟瞰人类劳动的发生发展。从中大致可以察觉出两大种情形:一种是劳动发展正在促成社会和社会标准的形成,一种是劳动发展本身已经是不同含义的“社会标准”了。显然,后一种是“抽象劳动”的产生过程。这则表明:对行动的刻画又是阶级生成的生动性语言。不管物的运动形式如何多变复杂,生产行动始终是始源的发生规定;尽管如此,两种情形中劳动发展面临的遭遇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始终游离于物的载体之外,一种则全部没入物的载体,以致把社会标准带入商品体内。由此可以发现,《资本论》的主线是扎根于劳动二重性的社会经济发展结构:深层的社会经济权力结构是“抽象劳动”,表层的社会经济权力结构是“具体劳动”,生产力固然决定与驱动生产关系的发展,但具体劳动本身成为了隶属于抽象劳动生产关系的社会生产力形式。这种物质生产向社会生产的模式转换,全赖于财产关系的“高度异化”。换言之,这种生产行动的发生靠的是物的力量对人的依赖关系的强力打破,从而,价值形式牵引着“价值”盲目地运动、生长……

抽象劳动意味着个人对于抽象社会的完全地隶属状态。这种状态的发展顶峰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到来,过程是这样的:

L → W0 + W1(意思是“商品的不变价值+可变价值”)

L → c + v + m

这是商品经济形态的内在的行动接续。表明分配关系逐渐内在化于商品机体的历史过程。与之相反的产品经济形态的内在的行动则是:

L → W(此处的W是表示“社会总产品”)

不管产品如何转化为商品,社会总产品总是“内在的行动”,这是产品经济形态对商品经济形态的规定的给予。

【注:分配关系没有落在产品内部,而建立在“总产品”的社会形成中。这多少标明财产关系的非物化的标准,即属人化和人的主体身份化。根据这个分配关系的实践建立,由“t = t1 + t2”的天然公式中并不能生出稳定成长的剩余率(或剥削率)的获取标准来。一切依靠“家国”含意的社会身份治理。这种实践化的步骤把分配关系定格在一个个截然不同的直接产品与人的具体联系当中了。】

正是基于这个工作地基,《资本论》首篇能够比照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从容安排“价值规律的内容与形式”的阐述。.【注:许光伟:《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我如何写因此,作为一种公认观点:马克思的价值是对交换价值的一般化和再抽象,是有严重问题的。其举出了“资产阶级观点”的错谬性。它忽略了马克思坚持把价值规律视作与市民发展有关的一个“总现象”,从而,也据以否认马克思对商品生产“历史生长”的始源性规定的追问。没有生产,就没有以生产为基础的交换,这一点固然不言而喻,那么商品生产的发生根据呢?!《资本论》开篇似乎没有谈到这些。它的开局的一大段话容易被误解为从现象开始,从对现象的理论抽象,从而从“逻辑”开始。这是把产品全部转换为商品(规定)进行思考了。于是,“价值决定”似乎仅仅被作为命题提取出来,马克思“喋喋不休的”是交换决定论中的因果关系问题。

这完全是误会和曲解。《资本论》首篇的真实工作语境是:“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注:《马恩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

此消彼长、相生相克是一对互补的工作范畴,反映的是历史发展的实际。这种真实的历史构境,驱使我们必须把商品和货币作为“行动”看待!历史的行动其实就是“潜在的社会再生产”。其和《资本论》第二卷阐述内容的一个区分是:经济规定的形式和经济规定的内容,或者更恰当地说,作为“前史”的商品和货币仅仅是经济规定形式,而相比之下,资本化的商品和货币则是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这样看来,马克思关于资本本质的历史发生学的论述思路是:潜在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的发生发展→资本主义再生产。

接下来,我们追问流通行动如何可能?流通是交换关系的总和。这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的反面,也是以生产方式为出发点的!《资本的流通过程》委实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的结合角度实施对“资本主义流通方式”的阐述,《保卫

【注:按照马克思的逻辑:虽然私人的具体劳动必须通过生产某种使用价值以满足特定的社会需求,据此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然而在社会分工条件下,这个过程只有通过交换,即通过私人劳动的相互等同才能完成,从而,交换对于社会总劳动的形成是决定性的。】

这样,再生产开始牵引社会直接生产前行。这也导致必须对这些过程进行独立性分析。即一方面,“对积累过程的纯粹的分析,就要求我们暂时抛开掩盖它的机制的内部作用的一切现象。”【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2页。】

而另一方面,“在第一册中,我们只是在为理解第二阶段即资本的生产过程所必要的范围内,对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进行过研究。因此,资本在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形式,它在反复循环中时而采取时而抛弃的不同形式,在那里没有加以考虑。现在它们就成为研究的直接对象了。”【注:《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页。】

流通运动使再生产成为现实的行动,在这里,全部的物质交往关系羽化为“资本的社会交往关系”,乃至交换关系本身作为了生产关系的社会的全部实现。这个运动过程沿着行动的轨迹衍生,展示了运动结构社会生长的全景图:质(资本循环过程的实现)→量(资本周转过程的实现)→内容(单个企业再生产关系即企业资本生产关系的社会实现)→形式(社会再生产关系即社会资本生产关系的全部实现)。这些行动者规定,可以说,分别是从“道”(时间运动过程)和“德”(空间运动过程)方面完成了对资本本质的大写字母意义的逻辑刻画。这就是阶级行动意蕴的运动过程的历史描绘与知识摹写。毫无疑问,其显露了“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的社会历史的发生学,而这个构造就是锚定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过程分析中的一个“行动的构图”,是对它的整体询问。系统学意义的刻画深化了人们对于对资本行动特征的认知,彰明了《资本论》中蕴藏的方法的大写规定。

【注:在一些人的眼里,资本的行动是“自发的”,又抑或是“社会自觉的”,观点中夹带了浓厚的解释色彩,往往将之归结为某种单一行动类型。事实其实恰恰与之相反的。资本的行为规则是多变和过程化的。因为,“利益”是物格化的,亦是人格化的,既是客观的范畴、又是主观的范畴,既是直接个人的、也是社会历史的。作为利益当事人和行动者,资本在行动类型上或者是一心为私利着想的“实业者”,或者是社会瞩目的“公众人物”,或者是乐此不疲的“交往者”,或者是“舞台明星”(善于化妆的戏剧演员)。它们并非彼此对立,而是一脉相承,彼此相互衍生。行动者的多个行为特征是统一社会设施上的多种阶级关系表现,它们服从一个总体行为特性:从工人手中社会历史地夺取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

这些关于资本“社会历史本质”的系统性刻画与摹写,显然是把握其现象生活的基础。这就是“阶级行动”对“交往行动”的社会性关系。如果说《资本论》中有一个行动的理论架构,那么它就是“阶级的行动理论”,即作为阶级的历史行动和阶级的社会行动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构造,资本的交往行动仅仅是其生活过程或在现象域内必然采取的生活形式。哈贝马斯试图撤销这个实践的关系,据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基于交往行动的社会进化理论)。在其看来,资本交往的共识达成如下之定义:“如果参与行动者的行动计划不是按照自我中心的成就计算,而是按照理解的活动而合作化的……就把这种行动称之为交往行动。在交往行动中,参与者不是首先以自己的成就为方向;他们是在一定条件下遵循他们个人的目的的,就是说,他们能够在共同状况规定的基础上,相互决定他们的计划行动。因此,状况规定的协议是为了交往行动要求解释成就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注: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362页。】

这其实是需要一系列的法律规范作为基础的,从反面看,亦就恰好对应了法的关系的生成。例如,就发生在职能资本和所有权资本之间的交往行动而言,“在资本的现实运动中,回流是流通过程的一个要素。货币先转化为生产资料;生产过程把它转化为商品;通过商品出售,它再转化为货币,并在这个形式上流回到那个最初以货币形式预付资本的资本家手中。但就生息资本来说,回流和放出一样,只是资本所有者和另一个人之间进行的法律交易手续的结果。我们看见的只是放出和偿还。中间发生的一切都消失了。”“因此在这里,回流也不是表现为一定系列的经济行为的归宿和结果,而是表现为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一种特有的法律契约的结果。流回的时间取决于再生产的过程;而就生息资本来说,它作为资本的回流,好像只取决于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协议。”“但是,正因为作为资本预付的货币具有一种属性,要流回到那个把它预付出去即把它作为资本支出的人那里,正因为G-W-G'是资本运动的固有形式,所以,货币占有者能够把货币作为资本来贷放,作为这样一种东西来贷放,这种东西具有一种属性,即要流回到它的起点,并且要在它所通过的运动中作为价值来保存自己和增加自己……因此,这种贷放就是把价值作为资本而不是作为货币或商品来让渡的适当形式。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贷放不可能也是那些和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无关的交易的形式。”【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0-392页。】

为了实现生产、为了促进或加快剩余价值的社会实现,或者直接为了扩大规模的生产,资本必须要携起手来,完成不同的人格化的社会职能,这使得“非职能的活动”同样是资本职能所需要的。资本交往藉此发生在职能活动的内部、发生在职能活动与非职能活动之间,不仅如此,还将会发生在实体生产和极其稀薄的外表形式之间;它们扩展了资本主义的法的规范,使个别资本的交往升格成为社会资本的交往,并最终使资本行动得以“结构化”。一般利润率是在“资本结构化系统”中实存的规定——为资本唯一共同关注的规定。这就迫使各种类型的行动者(资本家)为促成这个规定而剧烈争斗,并为阻止其下降而不懈努力。

生产行动→流通行动(二者合起来,即构成完整规定的“阶级行动”)→交往行动(阶级行动的生活化),这个完整的链条为揭露认识虚假打下了坚实基础,因为认识行动是深深根植于阶级行动和交往行动当中的。换言之,认识行动如何可能之意蕴集中在对“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揭露上,这凸显了主观批判和客观批判的统一,撤除了知识论的独立存在性。

我们来看前者。资本的认识行动起源于它的历史本质,从这个角度看,它是不断使自身的性质得以显露的。这样,“我们看到了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第二个定义的来源。如何给剩余价值下定义,自然取决于所理解的价值本身具有什么形式。因此,剩余价值在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中,表现为货币;在重农学派那里,表现为土地的产品、农产品;最后,在亚·斯密那里,表现为一般商品。”【注:《马恩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0页。】

所以,“亚·斯密已经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以及土地所有者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然而,斯密并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作为一个专门范畴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斯密尤其是李嘉图在研究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都是由此而产生的。’——这个论点可以一字不差地用在洛贝尔图斯身上。他的‘租’只是地租+利润之和;关于地租,他提出了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论,关于利润,他盲目地接受了他的前辈的说法。——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却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不付等价物就占有的价值额的一般形式。这个价值额,按照马克思首先发现的一些十分独特的规律,分割为利润和地租这样一些特殊的转化形式……(马克思)第一次说明,从理解一般剩余价值到理解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地租,从而理解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内部进行分配的规律,需要经过多少中间环节。”【注:《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关于后者,资本的认识行动又直接起源于它的直观的交往生活。马克思谈到:“我们在李嘉图学派那里可以看到,把利润率的规律直接表现为剩余价值率的规律,或者相反,完全是一种荒谬的尝试。在资本家的头脑中,这两个规律当然是没有区别的。”【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页。】

恩格斯转述马克思的观点说,“李嘉图比亚·斯密已经前进了一大步。李嘉图关于剩余价值的见解是建立在一种新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的,这种理论在亚·斯密那里虽然已见萌芽,但在阐述中又几乎总是被他忘记,这种价值理论成了以后一切经济科学的出发点。李嘉图从商品价值由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引伸出由劳动加到原料中去的价值量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它分割为工资和利润(这里指剩余价值)。他论证了:无论这两部分的比例怎样变动,商品的价值总是不变,这个规律,他认为只有个别例外。他甚至确立了关于工资和剩余价值(在利润形式上理解的剩余价值)的相互关系的一些主要规律,尽管他的理解过于一般化,他还指出,地租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超过利润的余额。”【注:《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16页。】

李嘉图的不足之处为他的后继者尽皆继承,他们拘泥于可计算的社会,必然使其对交往关系的刻画进一步神秘化。对他们来说,“三位一体公式”似乎就是完备的见解,因为这个摆在他们面前的最大“秘密”,是容不得任何揭露行动的,其已然将“理论”消灭!

从形式上看,这是个二律背反的认识矛盾。它的根植生产关系的行动使其真相显露,它的根植交往关系的行动则着力使真相掩盖,既暴露又隐藏,换一种角度看,这个“二律背反”认识行动上的规定即是资本主义的认识本质。说详尽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成长阶段,是“显露自身”的,但在其历史衰落阶段,则是“隐蔽自身”的。这个矛盾其实是行动的矛盾:既发展自身、又维护自身,而决定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研究资本运动和资本家的经济行为”,“充分肯定资本的文明面:‘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与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从而发现,“资本家的行为既会经常表现为超过这些规律的极限,又会因为偏离很大、风险增加而不得不自动回归,由此论证在资本家的不合理行为中包含着一定的合理性。”【注:陈俊明:《资本论:论经济行为的特征》,《海派经济学》2013年第2期。】

概言之,围绕资本主义历史生产的认识批判之所以被马克思整体安排成有关于“剩余价值一般”的认识构造,盖因剩余价值不过就是“生产方式的资本范畴”以及“生产关系的资本范畴”和“交换关系的资本范畴”。从而,通过认识把握这个“整体范畴”,揭示其思想根源,也就掀翻了资产阶级的全部认识论,使“资产阶级知识”得以改造。并且很显然,这个认识行动的自发的生长即是:生产方式的资本范畴,藉以否决生产方式层面的二律背反认识→生产关系的资本范畴,藉以否决生产关系层面的二律背反认识→交换关系的资本范畴,藉以否决交换关系层面的二律背反认识。当然需要辅助以自觉批判行动的工作路线,这就是《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诞生!在马克思看来,它的伟大意义又在于——从创作过程看,这个主观批判的工作结局(对资产阶级理论的全部认识结果)恰好是对“理论部分”的启动。因为,这不过就是“道”和“德”的认识形式。.【注:许光伟:《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我如何写<保卫资本论>》,《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2015年第8辑。】

三、延伸性探讨:统一构造意义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如何可能?

诚如历史不容假设,行动亦不容假设,对主体的行为的把握需要深入到主体结成的阶级社会生活中,由“阶级行动”界定主体行为。行动在发生,亦处在不断的变易中!但这并不是说行动是不可把握的,而是说它的轨迹定格于一定的图型之上,有赖于对特殊阶级之历史发展特性的深刻认识。即是说,这个“图型”锁定了多模式行为,其本身则由阶级行动的规定性所锁定;反过来看,图型又贴合了阶级行动和主体行为,使其在“一般性”和“特殊性”上相互融合。为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构造上需要突出对于“行动图型”的生产,即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过程分析中取出“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的行动的认识构图。这在认识生产上具有决定性作用和意义。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马克思初次系统表述的《资本论》结构——“五篇结构计划”认识行动之上,这里,马克思第一次将“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的理论图型生产出来。之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第四小节,上述结构被试图基于更为广泛的视角和意蕴上加以重新演绎,即在这里,马克思认真提出了“广义的唯物史观”:“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注:《马恩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页。】

总标题显示出完整的历史结构,其核心内容即是“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 构造。该构造是对“哈贝马斯问题”的解决。

【注:哈贝马斯离开了生产关系谈论的社会交往,充其量是抽象的语言理性主义。例如他这样谈到:“马克思使用基础概念,是为了给一些问题划定范围,这些问题是解释新的进化时必然涉及到的。基础理论告诉人们,新的进化所要解决的只是那些在社会的基础领域中出现的问题。把‘基础’和‘经济结构’等同看待,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认识:基础领域始终和经济系统是一致的。但是,这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在原始社会中,行使这种职能的是血缘系统,在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里,行使这种职能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系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当市场除了它的控制职能以外,还拥有稳定使阶级关系的职能时,上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出现,并具有经济的形态。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甚至预测了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在这里,进化的优先地位将从经济系统转移到教育和科学系统上去。”可见,“不管怎样,生产关系能够为各种不同的设施和制度服务。”为最大地支持这种观点,其举出了所谓的证据:“在青年马克思的著作里,恰恰是‘劳动中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中唯心主义概念为上述原理奠定了基础。在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斯大林和其他人的著作中,生产关系‘产生’于生产力的构想,首先表现为工具的行为模式。”(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4-156页)】

“工具理性”(哈贝马斯义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交往理性”(社会交往行动的合理化)是想要达成这样的效果:行动者通过行动语境“寻求沟通,以便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把他们的行为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4页。】

“由此,同一个行为可以说是目的理性行为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可以说是生活世界成员之间的沟通过程。”【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4页。】

毫无疑问,哈贝马斯是否认交往关系严格隶属于生产关系的,而坚决不从生产关系中引出对应的社会交往形式。因为哈贝马斯完全认为在社会形态发展与文明规划中,“交往关系”是作为独立的一个标准和发展因素被予以考虑的,其也就无条件地认可下述结论:“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而这种表面现象使民主主义受到迷惑),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现为人的关系);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这种独立一般只不过是错觉,确切地说,可叫作——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这种外部关系并未排除‘依赖关系’,它们只是使这些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说它们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注:《马恩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3-114页。】

以为唯有一个抽象的“交往行动”方可引导合理化的社会,哈贝马斯的注意力被牢牢吸引住了,而认定:“这种行为模式设定,互动参与者可以把我们迄今为止所分析的行为者与世界之间三种关联中潜藏的合理性力量动员起来,以便实现相互共同追求的沟通目标。”【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0页。】

所以,一个公允的说法是:“哈贝马斯对于劳动价值论的独特的批判,并没有反映出劳动价值理论本应具备的经济学特性,而是从现象学的思想背景出发,颇具争议地将劳动价值理论描绘成一种试图为观察语言和理论预言之间的转译提供规则的尝试。”【注:洛克莫尔:《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孟丹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7页。】

但是,“哈贝马斯对于马克思的解释以及他自己的理论之间显然存在着矛盾。哈贝马斯在解读马克思的时候提出,交往行为不可避免地依赖经济因素,因此,交往行为依赖于目的行为。”并且,“这只是哈贝马斯之前反复提到的马克思由于依赖生产方式而没能将劳动与交往加以区分这种说法的另外一种表述方式罢了。”【注:洛克莫尔:《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孟丹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3页。】

于是,真实的批判愿景是这样的:“简单地说,哈贝马斯的三个批判分别针对的是:马克思没能将系统和生活世界加以区分,马克思对于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的理解,以及马克思对于生活世界的概念与体系的概念这二者之间关系的把握。”【注:洛克莫尔:《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孟丹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7页。】

一边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一边是合作交往的活动,以致可以“常常用‘技术至上’的思想去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上述原理则意味着:生产技术不仅制约着劳动力的组织和动员的一定形式,而且通过劳动的社会组织,也制约着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过程被设想成为一个统一体,因此,人通过生产力也从自身中制造了生产关系。”【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5-156页。】

生产关系恰恰就建立在生产力的应用过程中,它们之间的辩证法经常在某种技术意义上被理解,结果,该原理就变成关于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形式的描述。生产过程被设想得如此统一,以至于,哈贝马斯把历史上不同的交往类型一股脑地捏合捆绑,打造出超阶级的“社会交往行动图式”,不遗余力地予以鼓吹!这是把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依赖关系即产品生产中的交往维度)在构造上予以等同化,根本取消了交往关系的所有制发生的根据。而实际上,马克思基于两条路径阐述“生产关系-交往关系”。一条是“生产关系-依赖关系”,另一条是“生产关系-交换关系”,这是针对产品经济形态与商品经济形态的特质性的不同而特别设置的。就《资本论》分析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而论,其先决条件是“生产关系-依赖关系”。在所有这些场合,说穿了:生产方式在规定性上不过是一定形态和社会内容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历史运动,从而,它隶属“生产关系的总和”的规定,本质上是这个政治经济学对象的产生过程。这就是马克思表述了的“三种社会发展形态”理论框架的内涵逻辑。

结论就是:“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从而表明:完全意义的公有制真正才是未来社会的生长起点,“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注:《马恩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页。】

基于劳动批判的联合关系是别样的“社会依赖关系”,即作为对私有制生产关系进行历史扬弃的社会财产关系的实现形式。这对应了产品社会在其高级发展阶段在手段上的要求。同时,我们不否认这一点:在生产力发展水准几近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人们的相互之间的直接依赖关系和交换关系I(独立交往关系的初级发展形态)是彼此依存和共进的,而在另外的一个方面,人们的联合发展关系和交换关系II(发达的商品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立化的社会交往关系)则是对应着的,亦是相生相克和共进的。因此,结论仍然不像哈贝马斯所设想的那样,是过程“无方向的”,而委实充满了“历史过程的方向性”。这就是交往关系的非合作类型对“依赖关系”的替换,以及在复归意义上的向合作类型的历史过渡。“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注:《马恩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

通过物的形式的社会交往,使资本以异化的手段形态占有了社会权力,相比之下,联合的劳动者的合作交往关系则是“复归的积极行动”。这些关系——从强制合作到非强制合作——写就了人类交往关系的合作类型。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说,在当下这种图型仍然具有“历史不成熟性”,但其为未来社会开好了“行动药方”,备好了所有制的设施基础。

由此,我们得到了四种类型的人类交往形式,其摹写交往关系“历史演进结构”的实现。第一种是直接依赖关系的意蕴上的交往行动图型,其对应的所有制生成结构是“家有制”(一种准财产关系意义的“亚私有制”的所有制类型);第二种是个体意义的交换关系意蕴上的交往行动图型,其对应的所有制生成结构是个体私有制关系;第三种是社会化意义的交换关系意蕴上的交往行动图型,其对应的所有制生成结构即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最后一种,即第四种,乃是劳动间联合发展的关系意蕴上的交往行动图型,其对应的所有制生成结构是“社会所有制”(财产关系扬弃意义的“公有制”的所有制类型)。

不同类型的所有制关系分别对应不同的交往形式,它们决定不同的交往行动的发生关系,而联结了不同的社会的整体行动,直至定格社会有机体的本身。它们合起来构成“社会客观批判”,决定了人类历史生生不息的社会形态的演化秩序。这一点,哈贝马斯显然难以明白,他为了完成心中的“空想市民社会主义”的理论愿景,而一味停留在关于“历史哲学”的指责当中:“迄今为止的关于世界历史的学说,把生产方式分成5种或6种,这种学说确认了‘宏观主体的单线的、必然的、连续的和上升的发展’。针对这种类的历史模式,我想提出一种较为温和的理解,我的理解不会被说成是众所周知的反对历史哲学思想的客观主义。”【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49页。】

但是,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释、重建、批判、否定的道路是试图给我们还原了一个“空想市民社会”的乌托邦图景而已,和批判工作了无关联的。这里的行动与阶级无涉,覆盖住了生产关系的客观批判规定,从而是彻头彻尾的市民工作话语!其错误性亦如他自己的陈述:“历史哲学所遇到的困难,是在试图把发展理论用于世界史的著述时产生的。历史理论所起的作用,不能指望进化论来发挥,因为历史本身是没有理论能力的。进化理论不是应用在历史著述中,而是应用在实际对话中。”【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7页。】

哈贝马斯“讳言”生产关系的方式,是把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同构化,又进一步将之一同归于生产力形式的生成规定。其深刻性动机在于否认上述不同类型的所有制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有历史替换关系!这是把历史理性语用学化了。尽管如此,不同的所有制类型在规定性上亦为彼此之间的社会共存留足了空间,这其实就是“交往形式的实践”。生活世界确然是不同生产关系和不同交往关系的交叉结合、相互渗透的巨大时空体。在这些复杂性现实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它们从形态方面完成了对物质设施、文化设施、社会设施的构型活动,使社会成为具有一定构造内涵的“有机体”:分别作为“物质的生态有机体”和“特殊人的关系的有机体”,以最大地突出社会形态的本质——行动生成物。这种区分通过使所有制生活实践化,使历史时空得以内在统一。亦即是说,社会由于“行动”而成为一定结构的各个特殊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类型。

四、若干结论

某种意义上,行动和行为本身是不同的,其不同之处在于这些“行动”(或行为规则)是可以归整的,“言语者把三个世界概念整合成一个系统,并把这个系统一同设定为一个可以用于达成沟通的解释框架。”【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页。】

但与哈贝马斯不同,马克思没有依赖普遍的语用学和采用解释学和现象学的立场,即不是从直观的个体交往活动中提取出“一种社会进化理论”,与之相反,而是采取了历史实践的、批判的发生学的工作方法。这样,事物的本质就从这些工作方法中显露出来,它们为认识的完成创造了“生动性语言”,即理论范畴。无论客观记录,还是主观审视,这些范畴的运用的目的都只有一个:描绘历史的生动性图像,从而提示给人们“历史生长运动”的轨迹。阶级,行动,语言,这就是大写化的社会学理论的生产与构图。语言处在行动的末梢状态中,而阶级始终是行动的始源的规定。这种行动与自身母体——行为的分离,构造了“真正的实证科学”!可见,“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一个可以预见的前景是,“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同时,“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注:《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74页。】

阶级,行动,科学,从中可以发掘出来的显而易见的联系是:社会阶级理论是历史行动与科学的统一。这是“社会科学”应该获得的基本意义,也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下最后的两句话的道理所在:“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与之相适应,《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篇则这样揭露:“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注:《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页。】

因为哲学固然研究了行动,揭示了行为规则的存在性,但是,其满足于对它的解释,而并不力图“改变世界”!行动的科学超出哲学的地方是走出话语,将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换言之,这种将理论还原为生活的实践图式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着力打造的“行动规定”。从而,资本本身并不能够被“定义”,它的定义来自它的行动,来自与它关联的一切社会生活,包括与之联系并内在奠基它的一切物质生活。

根据“行动理论”,全部的科学可以建设为“唯一的一门”,即历史科学。物的科学转化为“事的科学”,即“首先要解答的一个问题是:是什么形成阶级?这个问题自然会由另外一个问题的解答而得到解答:是什么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的成员?”【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02页。】

什么事情形成阶级?!什么事情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这些追问显然要从资本主义行动图型上追索成功。同时,由于历史行动的总构图是型式相同或相通的,相应也就确立了一个大写意义的“阶级”概念。这些概念可以向历史深处继续追索……引出马克思的这一推论:“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分配关系,从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同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旦有了广度和深度,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00页。】

分配关系型构在一定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中,使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时而“社会和谐”,时而“社会冲突”,但最终是历史冲突的。马克思据此而预告:这种史前史的结束状态乃是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终结,因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注:《马恩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许光伟 | 马克思革命:行动的语境——《资本论》行动理论的意蕴与模式

参考文献

[1]阿尔都塞,2015,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吴志峰译,《新史学》,第14辑。

[2]陈俊明,2012,《资本论》研究的新方位:经济行为理论,《当代经济研究》,第4期。

[3]陈俊明,2013,《资本论》论经济行为的特征,《海派经济学》,第2期。

[4]哈贝马斯,1989,《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5]哈贝马斯,1994,《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洪佩郁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6]哈贝马斯,2000,《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哈贝马斯,2004,《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8]海里希,2012,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同古典经济学的四个决裂,《马克思主义研究》,第7期。

[9]洛克莫尔,2009,《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孟丹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0]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1]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2]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3]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恩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4]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恩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5]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恩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6]马克思、恩格斯,2004,《马恩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7]帕森斯,2008,《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8]许光伟,2015,《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我如何写《保卫资本论》,《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第8辑。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作者,江西财经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标题为“《资本论》中的行动理论:意蕴与模式”。本文原载《海派经济学》2016年第4期第138-157页,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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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