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泉: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规律论析

美国是冷战胜利者和世界秩序守成者。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非西方常任理事国和新兴大国,共同致力于改造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秩序,不断拓展战略协作的广度和深度。中美俄互动对世界格局影响深远,深入研究中美俄关系的性质与规律对于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运筹尤为重要。

王晓泉: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规律论析

一、中俄美大三角关系的判定

判定大三角关系是否成立,要看其是否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其中一方与另一方或两方的核心战略目标存在结构性矛盾;任何一方都无法独自战胜另外一方或两方;任何一组双边关系对另外两组双边关系都影响巨大。

(一)大三角关系其中一方与另一方或两方的核心战略目标存在结构性矛盾

在大三边关系中,三方的核心战略目标没有结构性矛盾,因此可以形成合作共赢关系。而在大三角关系中,其中一方与另外一方或两方的核心战略目标存在结构性矛盾。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美苏的核心战略目标都是战胜对方、称霸世界。中国的核心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在中俄美大三角关系中,美国与中俄的核心战略目标均存在结构性矛盾。美国试图消除中俄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而中俄都谋求实现民族复兴。

(二)大三角关系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战胜另外一方或两方

在大三角关系中,围绕核心战略目标的实现,如果任何一方在零和博弈中完胜另一方或两方,大三角关系就不复存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以美国完胜苏联并瓦解苏联阵营为终结。在美苏争霸时期,中国相对弱小,但有足够的意志和能力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中国的“两弹一星”成功后,中美苏在核武安全领域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大三角关系的特征因此更为明显。

苏联解体使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不复存在。美国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中俄美都是有能力在陆海空乃至太空、网络等新疆域开展全面竞争的世界大国,并且任何一方都无法彻底战胜另外任何一方。

(三)大三角关系中任何一组双边关系对另外两组双边关系都影响巨大

【“苏联自1953年以来不断地进行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的调整。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了‘三和路线’,把和平共处原则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1959年9月,赫鲁晓夫在访美之后来北京参加中国10周年国庆活动。双方领导人的短暂接触极不融洽。中国不同意赫鲁晓夫对‘戴维营精神’的过分宣扬。在回国途中,赫鲁晓夫又发表了一些影射攻击中国领导人的言论。这一系列行动,使中苏关系由友好的团结走向分裂。”】

中苏关系恶化为中美关系改善创造了契机,而中美关系改善又对美苏关系影响巨大。

【“尼克松成功访华后,苏联政府高层因此感到很不安,害怕中美联合起来与其对抗。于是同年5月,尼克松访问苏联,双方签订了《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等条约,20世纪70年代美苏缓和局面从此开始。”
“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出现困难后,卡特政府不得不积极寻找与中国建交的方式。”】

中俄一些学者认为,“在现代国际关系词汇中,‘大三角’特指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苏关系”。或者“60年代末至苏联解体”的中美苏关系,而不认为60年代末之前存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这是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尚属同盟性质并且中国国力相对过于弱小。然而,按照前文所述三个条件审视中美苏关系则可得出结论,即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始于新中国成立,终于苏联解体。

首先,在中苏结盟时期,两国核心战略目标仍存在结构性矛盾。其次,新中国虽然国力弱小,但是在朝鲜战争中展示出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与美国开展军事斗争的强大力量。最后,中苏结盟使苏联阵营实力大增,使美国被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极大消耗,最终不得不对苏联和中国采取缓和政策。中国因不赞同赫鲁晓夫1956年开始的对美缓和政策而遭到苏联打压。中苏交恶给中美关系缓和带来契机,并促使中美最终建交。

按照前文所述三个条件判定中美俄关系同样可得出结论,即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不但存在,而且存在于从苏联解体迄今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20世纪90年代是大三角关系的过渡时期。当时,中俄极力发展对美关系,并且两国国力与美国国力差距甚大,中俄关系、中美关系、俄美关系总体上都在发展。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中俄发展对美关系的战略目标都是推动本国发展,进而实现民族复兴或曰文明复兴,而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必然严重冲击美国的世界秩序主导权。

美国实际上始终没有放松削弱中俄崛起的潜力,在苏联解体初期集中精力改造俄罗斯,掠夺其国民财富,抢占原苏战略空间,加紧北约东扩;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相对宽松,意在通过许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推动中国实施自由化市场经济改革,从而壮大中国的资本势力,同时加紧对华和平演变,极力扶持分裂势力、民运势力等反华势力。

但是,中国从美国对俄的做法上得到警示,坚定地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俄罗斯亦从大三角关系中获得了战略利益,其2014年得以成功兼并克里米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战略重心此时已东移亚太。

二、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历史规律

由于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由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演化而来,为厘清中美俄大三角关系,需要总结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历史规律。为此,可将中美苏大三角的三方区分为最强势方、次强势方和最弱势方。最强势方不一定是国力最强方。当国力次强方对国力最强方形成长期攻势时,其可被视为最强势方。美苏争霸期间,中国始终是最弱势方。受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失利等因素影响,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被苏联取代最强势方地位,但其在80年代初苏联深陷阿富汗泥潭后再次成为最强势方。纵观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发展,可观察到以下规律。

(一)最强势方将次强势方作为主要战略对手

“中美苏‘大三角’虽然有三方,但其结构不是三足鼎立,而是两极对峙。”美苏处于争霸状态,双方随着力量此消彼长而交替成为最强势方。无论谁为最强势方,都将对方作为全球头号战略对手。赫鲁晓夫1956年曾实行“三和路线”,试图与最强势方美国建立和平合作关系,但以失败告终。“到60年代末,美国同苏联相比,无论是在常规兵力方面,还是在常规武器方面,都处于劣势,如苏联率先开始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等。整体而言,在70年代初期的美苏争霸过程中,一直是处于‘苏攻美守’的状态。”这样,苏联取代美国成为最强势方。

卡特1977年就任美国总统后,致力于改善美苏关系,但苏联继续实施扩张政策,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南部非洲推行针对北约的“掐断战略”,卡特总统被迫转而实施“卡特主义”,即如果苏联不停止扩张,北约决定在欧洲部署新型中程导弹,并对苏联实施经济制裁。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因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美国再次成为最强势方。戈尔巴乔夫试图与美国缓和关系,但换来了的是里根总统推出星球大战计划以及强化对苏和平演变战略,苏联由此走向终结。

(二)次强势方倾向联合最弱势方应对最强势方

20世纪50年代,中苏为应对美国而结盟,在朝鲜战争中联合抗美。苏联在60年代末成为最强势方后,中苏关系由恶化变为敌对。于是,次强势方美国与最弱势方中国倾向于联合应对最强势方苏联。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国试图同时缓和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美国缓和对华关系有借此撬动美苏关系的用意。美国既要利用中国给苏联施加压力,又不能因为中国过分刺激苏联,从而影响对苏缓和政策。这种次强势方联合最弱势方的策略与20世纪50年代次强势方苏联联合最弱势方中国的策略如出一辙。美国直到1978年才接受中国的“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因此,次强势方与最弱势方联合应对最强势方时,总是试图与最强势方缓和关系,并且试图利用最弱势方实现此目的,这是大三角关系的又一个历史规律。20世纪80年代,次强势方苏联再次谋求改善对华关系,积极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

(三)最弱势方的选择决定着另外两方力量对比

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最弱势方中国曾与次强势方苏联结盟,使最强势方美国无法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取胜并被严重消耗。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与美国发展关系,使苏联在东西两线被牵制大量兵力,并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美国重回最强势方地位后曾试图在台湾问题上开倒车,增加对台军售。对此,中国正面回应苏联提出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诉求,给美国造成巨大战略压力。为拉住中国,美国与中国签署了“八一七”公报,保证在台湾问题上信守承诺。在此情况下,中国将消除“三大障碍”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戈尔巴乔夫1986年的海参崴讲话虽然对中苏边境驻军和从阿富汗撤军问题做出了积极表态,其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时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苏联成为次强势方后由于没有及时与最弱势方中国联合应对美国,其战略处境愈发艰难,在内忧外困中走向解体。

三、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规律与特点

(一)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规律

20世纪90年代,苏联继承国俄罗斯的国力在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多重危机中被严重削弱。相比之下,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具有了比俄罗斯更强的冲击美国世界秩序主导权的能力。中国因此成为了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次强势方,而俄罗斯沦为最弱势方。然而,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基本规律仍发挥作用。

首先,最强势方美国认为次强势方中国对其世界秩序主导权的现实威胁远大于最弱势方俄罗斯,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对手,将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对华政策日趋强硬。

其次,次强势方中国与最弱势方俄罗斯倾向于联合应对最强势方美国。俄美曾在俄罗斯建国初期和美国反恐战争初期经历过两次蜜月期,在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时期经历过关系“重启”。然而,由于美国的对俄战略目标是消除其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俄美注定走向零和博弈。中俄都有共同应对美国战略遏制的迫切需求,这是中俄关系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最弱势方俄罗斯的选择决定着中美力量对比。美俄联合将使中国极为被动。反之,中俄联合将有力地制衡美国霸权。中国只有运筹好俄罗斯因素,才能够确保在对美博弈中赢得主动。

(二)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特点

1、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相同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特点

中美俄大三角是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延续,因而具有一些相同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特点。

首先,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都是决定世界格局演化方向的最重要的大三角关系。中俄的共同主张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利益与诉求。鉴于美国盟国体系正在分化,中俄有可能与美国的某些盟国达成战略默契,结成“战略伙伴”,共同推动世界格局的转换。

其次,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实质仍是国家核心利益博弈。美国试图削弱中俄主权,进而削弱两国发展潜力。美国推行的西方价值观和中俄推行的东方义利观之争实质是主权之争、发展道路之争、国家根本利益之争。

再次,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最强势方美国试图分割世界市场,搞阵营对垒模式,然后利用世界秩序垄断权将对手边缘化。当前,最强势方美国仍然试图分割世界市场,极力与中国经济“脱钩”,阻碍“一带一路”建设。

最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最强势方美国极力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苏联推行计划经济模式。中俄通过总结市场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都重视加强政府和国有经济的作用,重视宏观调控与发展规划,逐渐形成了有别于美国自由化市场经济模式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美国与中俄的博弈因此成为了发展模式博弈。

2、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不同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特点

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也呈现出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不同的一些特点。

首先,当今中美经济实力差距小于以前苏美经济实力差距且还在加速缩小。

其次,美苏是在世界市场分割的环境下争霸,而中美是在世界市场统一、双方经济高度融合的环境下斗争。

最后,虽然中美苏大三角规律表明,次强势方的战略地位相对较为主动,但是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中次强势方中国远比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次强势方更具主动优势,因为美俄惯于针锋相对的较量,而中国能够在美国重压下努力发展与西方的关系,使美国始终无法像当年对付苏联那样就对华实施强硬政策在盟国体系内达成共识。

综上所述,中国有条件与俄罗斯、西方某些国家乃至美国部分精英共同抵制美国对华强硬遏制政策,而中美苏大三角时期无论苏联和美国谁是次强势方,都无法与对方阵营如此多的国家进行合作。

四、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影响与发展趋势

中美俄大三角关系是决定未来世界秩序的最重要的大三角关系。从中美俄的根本利益、力量对比和战略走势判断,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将长期存在,中俄共同改造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将贯穿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互动的全过程。由于中国迅速崛起,中国所特有的战略文化将对大三角关系产生深远影响,使其运行规律出现新特点,并将终结大三角关系。

(一)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将长期存在

美国作为守成国与中俄的结构性矛盾无法改变。美国世界垄断秩序只能建立在其作为世界第一地位之上,否则美国将难以守住世界性垄断利润,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世界霸权将不复存在。

中俄发展模式适合本国国情,并对其他国家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将极大地削弱美国模式的国际影响力。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美国模式时,美国的世界秩序主导能力将遭到沉重打击,其在国际上遏制中俄的行动将难获广泛响应。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的影响堪比世界大战。美国在抗疫暴露出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及对盟友的冷血与自私,使其软硬实力急剧下降。

然而,就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而言,美国仍是世界超级大国。中俄与美国的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将是长期过程。即使未来美国沦为次强势方,只要其与最强势方的实力没有拉开足够距离,仍将为夺取世界霸权与最强势方进行激烈博弈。

(二)中俄开展“经济与安全(政治)一体化”合作

美国在经济上压不垮中国,在安全上压不垮俄罗斯,因此重点以安全手段打击中国经济,以经济手段打击俄罗斯安全。中国的国际经济扩张能力较强,而国际安全保护能力较弱。美国通过经济手段难以阻挡中国提升本国在国际产业链的地位和“一带一路”建设,其与中国经济“脱钩”政策因给其他国家造成巨大损失而难以得到广泛支持。如果西方国家对华提供技术、资金、市场,而发展中国家对华提供资源、市场或充当中国商品绕过美国对华高关税壁垒的中转站,美国对华打压政策必遭失败。

因此,美国必须迫使大多数国家跟随其与中国经济“脱钩”,为此必然加强政治施压和安全威胁。一方面给中国制造各种麻烦,利用国际话语权抹黑中国,制造出中国无法保护合作伙伴国的思维定式;另一方面在中国及其重要合作伙伴国挑起事端,迫使多国在与中国开展互利合作还是确保政权安全之间进行选择。中国如不迅速加强安全能力,就可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陷入孤立,进而加剧国内经济压力,引发社会问题,为美国破坏政治安全提供可乘之机。

俄罗斯的国际安全能力较强,而经济保障能力较弱。美国曾试图通过策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颜色革命以及颠覆叙利亚等国政权打击俄罗斯国际安全能力,但遭到俄罗斯强力回击,反而强化了俄罗斯国际安全地位与作用。于是,美国大力攻击俄罗斯经济,联合西方对俄实施制裁,重点打击金融、军工、能源三大命脉产业,造成俄罗斯企业处境艰难、国家财政雪上加霜,进而使其国际安全能力受限、社会问题加剧。这为美国破坏俄罗斯政治安全提供了可乘之机。

中俄对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重视差异较大。中国更重视对俄加强经济合作,而俄罗斯更重视对华加强安全合作。在区域层面,中国更重视经济一体化,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而俄罗斯更注重政治与安全一体化,推出了“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事实上,中俄仅仅加强经济合作或安全合作都难以同时发挥双方优势,因为其对任何一方而言都是弱项合作。只有“经济与安全(政治)一体化合作”才能使双方优势互补。没有中国经济力量的支持,俄罗斯难以长期保持强大的安全能力。没有俄罗斯安全力量的支持,中国在 “一带一路”很多支点国家的经济利益就会由于出现“颜色革命”乃至战争而蒙受损失。

中俄开展“经济与安全(政治)一体化合作”可能成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核心内容,即中俄通过战略和规划对接以及大项目合作在经济上形成公平、平等、互利、均衡、具有较大规模和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同时设定安全合作共同目标,开展深度安全合作,以深化经济合作保障两国国际安全能力,以深化安全合作保障两国经济合作特别是两国共同主导的多边经济合作项目不受敌对势力破坏,从而使两国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优势互补、良性互动,最终形成经济与安全共同体。

(三)中俄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

美国极力挑起阵营对抗,大搞逆全球化,但难以成功。一是中美经济和社会联系极为紧密。在信息和交通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靠几家大媒体操控社会舆论日益困难。中俄美博弈的关键在于谁能更广泛团结最具资源的国家,谁能提出更符合历史潮流和时代精神的世界经济与安全治理方案。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推行新型经济全球化。俄罗斯认同“丝路精神”,愿意与中国共同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美国逆全球化和割裂世界市场、挑起阵营对抗的倒行逆施将难获响应。

二是中国不谋求与美国争霸,善于与美国缠斗,不逼迫其他国家选边站。中俄削弱美国世界秩序主导权的最重要路径是推动世界多极化。中俄所主张的多极世界不是多霸世界,而是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基础上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织将发挥更大作用。中俄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有利于欧洲提高国际地位和获取发展新机遇,有助于加强中俄与欧洲的合作。因此,美欧分歧将随着美国对中俄施压力度加大而同步加大。

(四)中俄主导欧亚大陆秩序改造

欧亚大陆是世界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发展潜力最大的地理板块。谁能控制欧亚大陆,谁就能主宰世界。所以,欧亚大陆成为中俄美大三角博弈最激烈的地区。朝核危机、伊核危机、乌克兰危机、阿富汗战争、叙利亚战争等绝大多数国际安全热点均发生在欧亚大陆,并与美国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直接相关。美国需要利用这些热点问题强化盟国体系,迟滞欧亚大陆一体化进程,从东西双向对中俄进行战略挤压。

中俄都不谋求称霸欧亚大陆,而是致力于与欧亚大陆大国和平共处,携手推动域内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欧亚大陆大国间战略默契程度将越来越高,美国通过挑拨大国关系在欧亚大陆对中俄进行战略遏制将愈发困难,并可能在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被边缘化。

中亚、蒙古国和朝鲜半岛是中俄的共同周边。中俄经营好“共同周边”可使两国战略影响力产生叠加效应,形成抗衡美国的地缘战略依托。上合组织系中俄改造欧亚大陆秩序的核心平台。中俄致力于提升上合组织在区域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努力推动上合组织形成共同价值理念、平等协商和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公平公正的合作规则体系,并将其推广到欧亚大陆更多地区。

(五)中国战略文化将终结中美俄大三角关系

积淀深厚、源远流长的中华价值体系能够摆脱西方二元对立模式,其所滋养的中国战略文化相对于美国战略文化具有不武不霸、包容开放、同舟共济三大特点。在中华价值体系和战略文化影响下,中国提出了针对美国(西方)价值体系的世界秩序改造思路:安全上由绝对安全模式变为互保模式,集中体现为“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经济上由垄断模式变为互利模式,集中体现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并尊崇合作和平、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文化上由冲突模式变为“尊重文明多样性”的互鉴(互容)模式。

中华价值体系和战略文化将随着中国国力增长对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产生更大影响:一是中俄将继续保持战略默契与深度合作。中俄经过长期战略协作,将达到经济上高度融合、安全上高度互信、政治上高度契合。按照最弱势方决定大三角关系力量对比的历史规律,中俄深度战略合作必然加快美国衰落。二是中国不谋求世界霸权和世界秩序垄断利益,尊重美国合理的国家利益与战略诉求。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将随着中国战略地位提升而减弱。

美国失去世界经济秩序垄断权后,需长时间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其国力将加速度衰落。当中国国力达到迫使美国彻底放弃世界秩序垄断权诉求时,美国将转而谋求与中俄进行互利共赢合作,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结构性矛盾将随之逐渐弱化乃至消失,大三角关系的零和博弈性质将让位于互利合作性质,进而被大三边关系而不是某种新大三角关系所取代。此后,世界秩序将呈现出全新面貌,世界将朝着“天下大治”方向演进。

【王晓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长。察网摘自《俄罗斯学刊》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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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王晓泉: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规律论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