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去做,就不惧美国再搞什么贸易战和“脱钩”

我国改变旧有的发展模式,增强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不仅会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减轻我国的国际压力,团结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普通劳动者,占领国际道义制高点,而且会动摇美元霸权的基础,倒逼美国解决其国内的结构性矛盾,遏阻其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而为构建惠及更多普通民众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当然,美国内部的深层矛盾是否能解决以及如何解决,最终取决于美国国内各种力量的博弈和斗争。

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关于逆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国际新动向,促使我们思考:我国应以什么立场和姿态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如何在中美竞争和博弈中赢得主动?北京大学路风教授新近出版的《新火》一书对于我们思考这些问题带来深刻启示。

《新火》与路风教授的另外两部代表作《走向自主创新》和《光变》在主题和文体上一脉相承,都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通过讲述具体行业的案例和企业故事,探索中国为什么要走、以及如何走自主创新道路。《新火》以实地调研为基础,破解中国高铁、核电、液晶面板、数控机床的发展之谜,追寻中国技术进步之源,揭示产业发展的逻辑,探寻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这样去做,就不惧美国再搞什么贸易战和“脱钩”

 

一、国家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路风教授在《新火》的序言中写道:我国战胜技术封锁、“脱钩威胁”并保持国际合作的唯一有效武器就是自主创新。作者认为,自主创新更体现为一种能力,即一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后来居上并立于不败之地的技术能力或国家能力。自主创新的概念和战略,本身就是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一概念和战略凸显了国家主体性和能动性,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中国工业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最终汇聚并体现为国家能力。

国内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只要给出足够的优惠政策以满足其逐利需求,资本就会用脚投票,超越其母国的利益而选择他国。虽然资本无国界,但资本的所有者和实际控制者是有国界的,他们受其母国法律、政策、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资本家与其祖国之间,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博弈。比如:在2019年美国制裁和打压华为公司的系列行动中,在华美资企业必须按美国政府指令对华为“断供”,既便这么做会损害其商业利益。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美国大量相关企业提出异议,但最终没有改变特朗普政府的决定。美国甚至拟动用其长臂管辖权,限制使用美国芯片制造设备的外国公司向华为供应芯片。

国家之间是有清晰的主权和利益边界的,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世界的现实。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特朗普政府推动的“美国优先”战略做了典型的“示范”。美国对华发动的贸易战和科技战是以国家名义发动的。面对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国的爆发,组织抗疫的主体是国家。在新冠疫情爆发后,欧盟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欧盟各国不仅自顾不暇,各扫门前雪,甚至发生成员国之间互相截获防护物资的极端现象。

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科技战,打破了新自由主义教条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的神话。经济全球化不是只有互利共赢、平等合作。美国要的全球化,是维护其霸权地位、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为其依附的全球化。一旦中国的崛起有动摇其霸权地位的可能性,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即使面临新冠肺炎在美大暴发并需要中国支持的情况下,美国依然升级对华为的技术封锁,并在国际舆论上造势,企图把抗疫不力的责任“甩锅”中国。任正非曾表示,没想到美国打压华为的战略决心如此之大、如此之坚定不移,没想到美国的战略打击范围如此之广,没想到美国的打压如此之极端。

这些严酷的现实是最有力的“反面教材”,其警醒我们认清,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甚至斗争。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依旧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在此形势下,任何以全球化的名义淡化国家意识和国家能力的说辞,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

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来说,如果自由贸易和投资不利于其国家利益,它们会弃之如敝履,果断实施国家保护主义。在历史上,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都是通过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来促进科技创新、扶持民族工业,进而实现国家崛起的。

比较优势论主张发展中国家以资源优势和低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贸易。路风教授深刻剖析了“比较优势论”的实质,指出其是一种静态的、不思进取的发展观。而自主创新战略着眼于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是一种力图改变在技术上落后地位的动态的发展观,体现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意志。

我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可以遵循比较优势,以获得急需的国际市场、资本和技术。但如路风教授所讲,技术能力是内生于特定组织或国家的,花多少钱也买不来。因此,从中长期来说,我们不能只算眼前经济账,要算提高国家能力的大账,要紧绷自主创新这根弦,占领技术制高点。面对美国在科技上的咄咄逼人和无理打压,面对国际斗争日趋激烈的现实,我们必须坚定实施自主创新战略,提高国家技术能力,唯此我国才不会在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上被卡脖子,才有应对极端情形和最坏情况的底气,我国的经济发展才会获得持久的动力,我国的国家安全和主权独立才会获得终极保障。这也是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全国人民即使勒紧裤腰带,也要搞“两弹一星”、搞国防尖端工业、搞工业化的原因所在。

二、在参与全球化中增强我国经济自主发展能力

有人认为,自主创新就是“关起门来自己搞”,并把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对立起来,由此批评自主创新是“闭关自守”、否定开放创新。路风教授结合中国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从技术能力的角度对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自主开发与技术引进的关系做了透彻论述。

路风认为:自主创新并不排斥技术引进以及国际合作,中国当然可以从技术引进中受益,更可以从国际合作中受益;但技术引进和国际合作的效果取决于工业组织的“吸收能力”即既有的技术能力基础;而要提高吸收能力就必须坚持技术学习和自主开发,把引进当作辅助手段。《新火》中涉及的四个工业部门都从引进或国际合作中受益,但受益的原因恰恰是它们不仅具有从自主开发经验积累起来的能力基础以及引进消化能力,而且在引进或合作之后又果断地走上更高层次的自主开发的道路。

路风说:

【“中国核电和高铁的发展都是从全盘引进开始,京东方是通过收购外国企业的液晶业务进入半导体显示工业的,而沈阳机床集团也是从国际合作开始研发数控系统的。但是,它们后来获得成就的原因都是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核电发展中保留下来的自主开发路线,最后翻盘压倒引进路线;高铁则是国家战略的变化使自主开发路线代替了引进路线;京东方把收购的技术资源用于自主建设生产线;沈机的数控系统研发团队则是放弃国际合作的幻想,走上完全依靠自主开发的道路。”】

上述看法有两个核心点,一是提出吸收能力和技术能力的概念;二是国际合作要以我为主,力避陷于技术依赖。二者一体两面、互为因果。中国企业和工业引进技术或进行国际合作的目的是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而只有坚持技术学习和自主研发才能真正提高技术能力。自身的技术能力越强大,国际合作的效果才越好,才越有信心和底气开展力度更大的国际合作。即使面对美国举国之力的打压,任正非依旧表示,华为“要拥抱世界,依靠全球创新”。华为为什么敢于高举开放创新和国际合作的大旗?其背后是华为通过自主创新建立起来的雄厚技术能力基础。

路风教授的技术能力观给我们以哲学方法论的启示。我们可以从国家能力的角度思考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对外开放。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国家能力包含组织动员能力、国防能力、科技创新能力、经济自主发展能力等,其中经济自主发展能力又包含粮食生产能力、工业生产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战略物资保障能力、国内市场的容纳能力、自主发行货币的能力等。

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核心目标是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即增强经济自主发展能力,增进人民福祉,唯有如此我们才有能力去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国家主权、增强国家能力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的。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抗疫总体战中,我国展现了强大的组织能员能力、工业生产能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正是由于我们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我国才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新冠疫情,并在其后向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医疗和物资援助。

在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扩大金融开放的进程中维护我国经济主权,增强我国经济自主发展能力,力避在技术、市场、资本上受制于人,应成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产品、技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只是经济学家想象中的理想状态。每个主权国家都对产品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对外和对内投资有规制。我国是超大型国家,发展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国外的技术、市场、产品、资本只能起互通有无、调节余缺的作用。

我国有战略核武器,美国不敢轻易对我国动武。但我国在经济上有受制于美国的一面。一是在技术层面,我国在部分高科技产品和关键核心部件上还依赖从美国大量进口,比如中高端芯片、软件、高端科研仪器、电子元器件等;二是在市场层面,就单个国家来讲,美国市场依旧是中国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即便2019年受贸易战影响,中国对美出口仍达2.89万亿元人民币。造成上述局面的根源,在于我国以低附加值经济活动参与全球分工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和内需不足。从中长期来讲,我国要在中美博弈中赢得主动,就必须增强国家能力,尤其是经济自主发展能力。

增强我国的经济自主发展能力,应主要在技术和市场两个方面发力。在技术层面,中国工业需要从整体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产业升级,而且产业升级必须是“基础广泛”的升级,既包括发展高新技术工业,也包括现有工业向更高技术水平、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活动转移。

中国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完全可以为中国本土企业和工业的自主创新提供市场空间。但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不能自发带来中国企业和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中国企业和工业还要在技术创新上奋发有为,积极进取,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并敢于在自主创新上大胆投资,才有能力利用中国的市场优势提高创新能力。

各级政府也要增强促进经济自主发展的意志和能力,在关税保护、政府采购、产业补贴等产业政策上创造有助于自主创新的宏观环境,支持、鼓励、鞭策中国本土企业的能力成长。

中国本土企业和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会带动配套企业和相关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并带来大量高质量就业,从而提高国民整体收入水平,扩大国内有效需求。这样一来就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

提高国内市场容纳能力,还需要其他战略性举措。面对疫情的冲击,各级政府的政策资金和发展措施,除了要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民生之外,从中长期来说,更应着眼于提高广大民众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我国目前还有5.5亿乡村常住人口、2.9亿农民工,他们中的大多数尚难挤入中产阶层之列。即便是城市中4亿多中产阶层,其消费能力也被购房支出、教育支出等严重挤压。

提振内需,一方面要通过乡村振兴,壮大集体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和发展能力,在工业体系的内部循环之外,建立起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之间更大、更畅通的经济循环。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教育、公共卫生、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尤其要向基层、农村、中下阶层、中小城市倾斜,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广大民众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这些财政投入本身就是内需,并且在其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后,老百姓才敢大胆消费,从而进一步扩大内需;而且政府对教育和卫生等民生事业加大投资,可大幅度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为产业升级提供人力支撑。广大民众的生活、养小、送老、看病、住房获得最基本的保障,民心的凝聚力就强,即便因经济危机而发生大规模的失业和收入下降,社会也会保持安定有序。

在进口高科技产品和元器件逐步实现国产替代以及国内市场容纳能力逐步提高后,我国便可以更加自信、从容地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也就不惧美国再搞什么贸易战和“脱钩”威胁。

在现有的经济全球化秩序下,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发展模式、内部问题相互作用、高度互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以低劳动力成本和低端产品以及大力引进外资的方式参与全球分工,与美国制造业的外迁和美元的全球扩张是相互关联的。在这种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中,美国受益最大的是资本家和企业主,美国的大量传统工人则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中国方面受益最大的是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和地区,当然它们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也最大。美国普通民众对华负面情绪的上升,与此不无关系。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遭受国际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与我国这种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直接相关。根据历史经验,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越激化,其对外转嫁危机甚至铤而走险的动机就越强烈、付诸行动的可能性也更大。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改变旧有的发展模式,增强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不仅会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减轻我国的国际压力,团结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普通劳动者,占领国际道义制高点,而且会动摇美元霸权的基础,倒逼美国解决其国内的结构性矛盾,遏阻其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而为构建惠及更多普通民众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当然,美国内部的深层矛盾是否能解决以及如何解决,最终取决于美国国内各种力量的博弈和斗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最后以《新火》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

【“中国今天能够走多远,是因为昨天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中国明天能够走多远,也取决于今天付出多少努力。”】

本文由人民大学出版社授权察网发布删减稿发表于《经济导刊》2020年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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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中美 经济

原标题:这样去做,就不惧美国再搞什么贸易战和“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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